论蔡锷民主共和思想与实践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家。虽然他在世仅有短暂的34年，但却成就了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云南军政府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策划并领导反袁护国战争，再造民国这两大业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两大业绩，关键在于他具有坚定的民主共和思想和敢于为之献身的革命精神。

　　一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蔡锷从小聪颖好学，6岁时即入私塾读书，到10岁时就读完“四书五经”，能写流畅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称。此后，蔡锷拜邵阳著名的维新派学者樊锥为师，读先秦诸子之书。1895年，13岁的蔡锷应院试，为湖南著名维新人士、督学江标赏识，补为县生员；次年又应岁试，名列一等。

　　1897年秋，蔡锷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研习《公羊春秋》、《孟子》及西学。在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悉心教育和中国因列强入侵而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蔡锷的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萌发了爱国热情，逐渐形成了维新变法思想。在一篇学习札记中，蔡锷主张学习“西人之法”，“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1]（P2）与此同时，他还在《湘报》上发表的《<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批评清政府“初挫于英，不知振；再挫于法，不知振；三挫于日，不知振”[1]（P8-9）的腐败无能和“不智民，而愚民” [1]（P10）的愚民政策，呼吁开民智、兴民权，实行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解散，蔡锷应出逃日本的梁启超函召, 于1899年8月东渡日本，进入梁启超创设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大同高等学校，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 [2]（P72），进一步受到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逐步由维新变法思想转向民主共和思想。

　　1900年秋，蔡锷回国参加由唐才常等人组织的自立军武装起义。因事泄起义失败，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师友20余人同时殉难，蔡锷却因受命到湖南给黄忠浩送信要求其响应起义而幸免于难。之后蔡锷在樊锥帮助下，重返日本。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强烈的刺激，彻底打破了他对清政府的幻想。返日后，经梁启超安排，蔡锷担任《清议报》之《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专栏主笔，先后发表时评、政论等40余篇，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杀戮人民，奸淫妇女，掠劫财货”，“惨殆不下《十日记》、《屠城记》”[1](P24)的罪行；抨击“顽冥而腐朽之（清）政府”，“舍驱义和团于死地而外，别无他长计” [1](P52)；呼吁国人增强爱国精神，“竞自强自优” [1](P29)，“破私心而赴公义，亡私利而存公利”，“担负荷天下之任” [1](P21)。尤其是在《杂感十首》中，蔡锷在沉痛追思死难师友的同时，表达了强烈的反清革命情绪。在第十首中，他写道：“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1]（P15），表达了自己立志“流血救民”，为国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远大抱负和坚强决心。

　　为了实现“流血救民”的抱负，蔡锷认识到“拿枪杆比拿笔杆子更重要” [4]（P131），遂不顾身体瘦弱单薄，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在梁启超的支持和帮助下，蔡锷终于在1901年12月进入日本成城学校习陆军，至1903年5月毕业。同年7月，蔡锷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12月，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学习。在此期间，除了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蔡锷“倡排满革命，言论与行动并进” [5]（P23），“所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最契者” [3]（P139）。他还与湘、鄂、浙等省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 [3]（P90）。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蔡锷与黄兴等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反对俄国提出强占中国东北的“七项要求”，要求回国参战，“名为拒俄，实而进行反清革命” [3]（P141）。在积极投入革命活动的同时，蔡锷还十分重视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1902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军国民篇》，批评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军国民主义，呼吁陶铸尚武的国魂，希望借此达到反帝反封建、富国强兵的目的。同年11月，他与黄兴、杨毓麟、梁鼎甫等留日湘籍学生创办湖南编译社和《游学译编》，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革命历史，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他还参与了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工作，并为之初名《腊肠书》题签。 [6]（P149）邹容的《革命军》，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根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清朝200多年来残酷压迫全国各族人民的罪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鲜明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因而成为鼓吹革命、唤醒人民起来战斗的号角。蔡锷参加此书的起草，说明其民主共和思想已基本形成。

　　二

　　1904年10月，蔡锷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即离日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和新军编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清政府控制严密的清军营垒中，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蔡锷坚持谨慎小心，迹求隐晦，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广西任职期间，正值同盟会积极部署和发动西南边境武装起义之际，蔡锷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暗中予以支持，不仅先后邀请湘籍革命党人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曾广轼、岳森、梅蔚南、雷飙、谭人凤、李燮和等人赴桂，充任新军和军事学堂的要职，而且先后两次与来桂策动反清武装起义的黄兴秘密相会，并对起义给予武器等方面的支持。1911年7月，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后，正值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蔡锷沉着冷静, “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利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对（云南）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3]（P33），并撤换和调整了一批北洋派军官，有意识地安排了一大批同盟会员军官和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云南讲武堂学生到37协各标、营、连、排中任职，使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武昌起义爆发后，经云南的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推举，蔡锷担任云南反清起义总指挥。10月30日，蔡锷率昆明新军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云南军政府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后，蔡锷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论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整顿，使云南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定。与此同时，蔡锷还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就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的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