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翊武军事思想(4)

　　四是起义的战术是灵活机动和避实就虚。起义要成功，除了有合适的地点、正确的策略、和可靠的力量之外，还需有高超的战术，用技巧、智慧战胜强敌。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蒋翊武深谙此理。在敌强我弱、敌守我攻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起义成功，蒋翊武在《文学社举义之计划》中，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武汉城内的街道情况以及城市周边的地形，提出了一系列灵活机动和避实就虚的战术要点，主要有：举义之时，“宜乘盛，不宜乘衰(因是时各社员之愤恨填胸，故云)”；“宜乘暗，不宜乘明(明者，指白昼而言，暗者，指黑夜而言)”；“队伍宜小不宜大(城内街巷，均宽不过五尺外、八尺之内。若蜂拥而入，一遇机关枪，则全数被击，毫无隐蔽之法，故云)”；“宜散不宜整(市街之战，一处不能容多人)”；“队伍宜四出，不宜单独进攻或由一、二路进攻，使贼不知我军主力之所在”；“宜出没无常，使贼莫知其数”；“各队宜放空炮，以振士气”；“炮宜多发，以壮军威，而丧贼胆”；“举义时刻宜无形，不宜有形”；“武汉三镇必须同日举事”；“攻藩署必须派最可靠之数整队，以便奏功时，竭力保护，不令耗散毫厘为妙”；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胜关把守，及毁坏黄河之铁桥，免贼兵长驱直进”，“宜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镇等处把守，使贼水陆交困”，等等。[1]（P27-28）实践证明，这些战术要点对于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后来的阳夏战争中，由于未能执行蒋翊武提出的派重兵迅速把守武胜关、毁坏黄河铁桥和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镇等处把守的战术要点，结果导致敌陆军南下、敌海军西上，汉口在敌陆海军的夹击下陷落的局面。这也反证了蒋翊武战术思想的高明。

　　2.注重素质的军队教育思想。在研读中国军事著作过程中，蒋翊武感到：“吾国自古重文轻武，军事乏专门之学。虽太公、孙子而降，代有著书，要皆偏于战胜攻取、擢敌陷阵一方面，而于军人知识、学问、道德、品性各方面概从简略。盖术也，非学也。械斗时代，习其术者未尝不可睥睨一时，海通以后则土苴刍狗不若矣。”[3]基于以上认识，蒋翊武高度重视军队的教育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战斗能力。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蒋翊武认识到，要把新军改造成为反清革命的武装，关键要改造新军官兵的思想，使之由“忠清”转向“反清”。因此，文学社成立后，蒋翊武把对士兵思想的策反工作摆在首位，利用士兵有一定文化的特点，大力加强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宣传教育的形式上，具有长期革命宣传经历和丰富办报经验的蒋翊武决定以办报为主，接办《大江白话报》，并更名为《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免费发给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阅览。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大江报》以浅近的文字，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官吏，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鱼肉人民，窃据汉族山河”的罪行，另一方面揭露“本镇各标、营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之上，反说我汉人食毛践土二百余年……本标第一营旗兵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高人—等”的满汉不平等现象，从而使士兵认识到“除了实行种族革命，兴复汉族，救图救民外，再没有其他办法”。[1]（P22）由于《大江报》经常刊登新军中的消息，对不法军官攻击和监督最力，广大士兵喜爱看。“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8]（P52）经过艰苦的努力，文学社对湖北新军革命化的改造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变成了革命党、三分之一同情革命，真正愿为清政府卖命的则不足三分之一，从而为武昌首义的爆发与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军事文化教育。除了加强对新军士兵思想政治教育外，蒋翊武还十分重视提高他们的军事、文化程度。文学社成立后，蒋翊武就组织对社员开展军事文化培训，由王宪章、彭纪麟负责讲授军事，罗良骏、王文锦讲授国文和算术，蒋翊武自己与王宪章则主要讲授革命原理，以提高社员们的文化和军事知识水平。[9]（P45）由于文学社注重加强社员的军事文化教育，社员们的思想素质、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因此后来他们之中有的人被随军调往他地后，都能象一颗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组织开展反清革命活动。这对于其他地方反清革命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以及后来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反映了蒋翊武的远见卓识。 三是组织纪律教育。清政府历来对新军控制甚严，湖北反清革命组织先后有科学讲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但由于事机不严，相继被当局发觉而遭破坏。有鉴于此，蒋翊武深切认识到，在严厉历清廷防范革命的形势下，革命党人开展活动必须十分隐秘，否则就会使反动军官发觉，不仅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还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在文学社成立伊始，蒋翊武就认真汲取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教训，高度重视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组织制度，加强纪律教育。第一、社员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文学社简章中除继续保留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简章中“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的要求外。取消了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简章中关于社员每人每月介绍新同志二人以上加入本社的义务或职责的规定，并要求各标代表在发展社员时“犹宜善选择，切恐奸人混入，阳为赞成，阴行破坏，致令全社人员陷于死地” [1]（P24）。由于文学社取消了发展新社员的硬性“指标”，加之强调防止“奸人混入”，社员的质量得到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性大大增强。第二、加强对社员的联络和纠察。文学社简章中规定新设纠察员若干人，“专司联络本社社员感情及纠正社员错误”。这一制度有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社员的错误，防微杜渐，避免重大失误的发生。第三、细化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的职责。文学社成立后，为保证各项工作秘密而有条不紊地开展，蒋翊武主持制定了《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对文学社正、副社长，参议、参谋，交通员，外交员，庶务员，招待员，书记员，会计员以及各标代表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在振武学社确定的标营队代表制度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标代表管理全标一切进行事宜，营，队代表亦如之”，从而不仅保证了文学社内部高效的运转，而且完善了社、标、营、队的管理制度。第四，规定了社员的编制。为了强化社员管理，蒋翊武还规定了社员的编制：二十人为一支队，每支队设支队长一员；四支队为一整队，每整队设整队长一员，副整队长一员，设司书一员。[1]（P24）此举得到了黄兴的高度评价，认为“似较粤为善”[4]（P116）。第五、设立机关部。随着社员增多、范围扩大，蒋翊武及时决定设立机关部，推刘复基等住社办公，以便加强社本部与各标代表的联络、及时处理会务和应对突发事件。通过以上措施，文学社加强了社本部对各标、营、队的统一领导，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由于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文学社成立后虽然发展很快，但直到武昌首义爆发前，湖北当局及其派往军中密探对此却一无所知。后来，武昌首义之所以在文学社、共进会首领或病、或伤、或死、或避，均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仍能按原计划爆发，与蒋翊武等革命党人建立的严密组织制度和平时加强对士兵的组织纪律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

　　3.以战止战的国防战略思想。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蒋翊武早就有痛苦的感受，他曾沉重地指出：“我国自甲午一役，外人渐肆野心，撒[撤]我属土，侵我边地，租借我商埠，占据我军港，财源外溢，民不聊生，此皆满虏专制之所致也。噫!我国危矣。不于此际设法挽救，瓜分之祸近在眉睫，我族无遗类矣。”[1]（P19）为了救国救民，他坚定地走上了以武力推翻对外屈膝投降列强、对内疯狂镇压人民的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之路。民国成立后，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蒋翊武富有正义感，爱好和平，他认为，“战争者，平和之破坏也。生为廿世纪之一分子，未有不以一身、一家、一国、一世界之平和为理想者也。”[10]但他“环顾邻封，其有土地之大不如我，人氏之众不如我，政体之良不如我，徒挟其雄厚之武力，利用我于国际上尚未取得国家资格之机会，野心勃勃，群思染指，争尝一脔，以偿其瓜分之积谋”，深感“我以新造之邦，孤立四面楚歌之中，跋前疐后，应付无方，所谓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犹是镜花水月，虚无飘渺之一口头名词”[3]。严酷的现实使他痛切认识到：“理想自是理想，战争自是战争，二者所以不能合二为一者，实进化之程度尚未达于理想之境。虽欲世界永无战争而长沐平和之光浴，岂可得乎？盖世界之趋势，既易于利害上冲突，则战争不能不一变而为平和之前提，国是之保障也，宜矣。战争既为不可避之事，则战则必胜乃吾人之希望。”[10] 因此，为了“内以巩固邦基，外以发扬国威，俾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雄视亚东，执全球之牛耳”，他主张大力加强国防，坚决抵御外侵，“以铁血主义希望于我可敬可爱之军界”[3]，并大声疾呼：“今世界之现象，武装者即所以维持平和者也。然吾中国无如战争之准备，非独不能逐角于列强之间，吾恐虽欲求一立足之地不可得也。然欲求全完之武力，非平时经营准备不可！”[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