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翊武军事思想(5)

　　《司马法》说：“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意思是用战争去制止战争，纵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因此，民国初年，面对磨刀霍霍、欲壑难填、穷凶极恶的列强，蒋翊武主张和呼吁采取强硬的态度，针锋相对，积极备战，以铁血主义迎头痛击入侵之敌，对于唤醒当局与国人丢掉幻想，全力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4. 知彼知己的军事统计思想。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懂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谓“知彼”，就是准确地掌握包括敌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数量和质量等在内基本统计资料，然后，相应做好各种军事准备，以求在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军事统计是认识军事实践的重要途径，是对军事活动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

　　纵观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军事统计思想已有萌芽。《孙子·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管子·七法》说：“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黄石公三略·上略》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百战奇法·计战》说：“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以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法曰：‘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

　　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和军事科技的日趋发达，战争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及影响也越来越大。军事统计受到更加重视。被恩格斯称为“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西方近代军事家约米尼在其1838年出版的《战争艺术》一书中指出：“利用统计学这一门科学，我们可以把假想敌国的国力和资源，尽量作彻底的了解。……一般人对军事统计学，要比对地理更不重视，我们目前对一个国家国力的估计，还只有一种模糊和表面化的看法，用这种资料来作为拟定计划时的基础，实在是嫌不够。[11]（P22-23）克劳塞维茨也在其著名的《战争论》中把统计列为战略的五大要素之一。20世纪初年，统计对于军事的重要作用开始受到中国思想先进分子的注意。为了反抗列强的入侵，1902年，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运用军事统计方法，分别列举了英、德、美、法、意、日、俄、奥等列强全国人口数、现役陆军数、战时参战人员数、陆军费、海军费，从而推导出中国要抵御列强入侵，应有现役陆军数四百万，战时应在二千万以上，每年军费应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的结论。[12]（P176-177）

　　在学习和研究军事的过程中，蒋翊武也逐步认识到统计在军事上对于知彼知己从而克敌制胜的重要性。因此，他特撰文论述统计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经过重点分析日俄战争、普法战争、英阿战争时双方在政治、经济、兵力等方面情况，蒋翊武认为：“日俄之战，日本之所以得大捷者，实自俄、德、法三国强迫其还付辽东半岛以来，彼即于种种方面准备不迨，于教育上则唤起国民对俄国之敌忾心，于军事上则增加师团，预造弹药、被服、粮食等物，于经济上则节减经费，于外交上则巩固日、英同盟，挑发美国之欢心，以备将来一朝有事，募集公债以及其他无论于有形无形之上，可以得彼两大国之后援。其用心之苦，经营之惨，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故一朝国交破裂、战争开始之际，则其胜数已有成竹在胸，岂偶然哉？！”而普法之战，“俾士麦以为欲统一大德帝国，非有所以收揽人心之法不可，于是断然决心准备开战之一切，及机会一来败法国势如反掌矣。”一番比较和分析之后，他得出结论：战争的“胜负利钝，皆视准备之周到充足与否为标准”。在战争中要达到“战则必胜”的目的，“则不可不因时机而利用之于最有效力之途。然欲因时机而利用之于最有效力之途，则不可以无准备。”为了在未来反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他呼吁重视军事统计：“欲求全完之武力，非平时经营准备不可。欲平时经营准备，非有资料作为根基不可。然欲求资料，非俟之于统计不能收效果。故记者以为统计者乃军事之一大要素也。有统计，可以知吾国民平时与战时之负担能力，即可以知战时之费用究竟为吾国民负担能力之所及否，如不及，所差若何；如有余，所剩若何，皆可以推而知也。知其所差，乃可以计画战时募集公债之多寡以及其能否。不宁惟是，统计之法可以应用于军事上之全般，非其一部分也。军人素重计画，然尤莫要于统计一事。”[10]在中国，蒋翊武是较早注意到统计与军事的关系并明确提出重视和发展军事统计学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其军事统计思想为促使我国军界重视军事统计以及军事统计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蒋翊武军事思想的特色

　　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蒋翊武的军事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讲求军事的政治性。战争是什么？德国19世纪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首先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命题。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同。毛泽东也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13]（P479）所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军事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蒋翊武“侧身行伍”、“联络军队”，其目的自一开始就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实行革命”，也就是要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他对新军进行革命化改造就是要使士兵牢固树立反清革命的政治思想，解决为什么要起义打仗的问题；他研究反清革命策略就是要更有效地实现“倒清”的政治目标，解决怎么取得起义成功的问题；武昌首义爆发前夕，他下达的第一道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就是强调“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虏”，就是要把起义的政治目的说得清楚明白；他研究国防战略就是为着要战胜入侵的列强，巩固中华民国这个“新造之邦”。由于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蒋翊武的军事活动才有坚定正确的方向和屡挫屡起的动力。这充分说明，蒋翊武的军事活动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军事思想基于政治目的而产生，他的军事活动根据政治目的而展开，他的军事研究围绕政治目的而深入。军事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无疑是蒋翊武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