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翊武军事思想(3)

　　一是起义的发难地是湖北。蒋翊武决志投笔从戎、铁血救国后，即“赴鄂实行” [1]（P18）。这就意味着他把湖北作为自己策划发难的活动地点。他选择湖北作为发难地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湖南反清革命活动处于低潮。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过清乡和围剿捕杀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湖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清革命活动也暂时处于低潮。二、“鄂中新军多志士”。与湖南反清活动主要以黄兴、宋教仁等知识分子为主，又以联络会党为主不同，湖北的反清革命活动则是以吴禄贞、蓝天蔚等新军军官为主，并奉行“从运动军队入手”的策略。吴禄贞、蓝天蔚等先后离开湖北后，无论是科学讲习所还是日知会始终坚持这一策略。1906年春，为联络湖北响应萍浏醴起义，蒋翊武曾与刘复基前往武汉考察，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圣公会，他们拜访了日知会的总干事刘静庵，并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日知会。刘静庵就是由吴禄贞推荐到黎元洪马队当文书的。从刘静庵那里，蒋翊武了解到湖北革命党人不断输送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打入新军，再发动新军反清起义的策略。此外，蒋翊武还有黄贞元、杨载雄两位好友当时正在湖北新军，通过与他们的书信往来，蒋翊武得知湖北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志士，认为这是开展革命活动，谋划起义的有利基础和条件。三、湖北地理位置适中。湖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东邻安徽，南界湘、赣，西连四川，北接陕、豫。蒋翊武投身反清革命之后，曾奔走于湘、鄂、宁、沪、赣之间，深感湖北位置的重要，他认为，一旦起义爆发容易得到湖南、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革命党人的响应和支援，促使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蒋翊武的选择后来得到宋教仁和黄兴的肯定。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的起义计划明确提出，“以湖北居中国之中，宜首倡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正在为起义地点而焦虑的黄兴得知湖北革命的情况时，喜出望外，认为“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合余烬，犹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4]（P117）武昌首义的成功也证明，蒋翊武选择湖北作为发难地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二是起义的策略是一省举义，他省响应。确定发难湖北的同时，蒋翊武也认识到，若湖北单独发动，极易被清政府调集其他地方的反动武装进行围剿，将革命之火扑灭。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5万多人进行围剿，使起义最终被绞杀，就是惨痛的教训。只有一省举义，他省响应，才能使清政府顾此失彼，难以应对，从而促使革命成功。因此，在积极筹备武昌起义的同时，蒋翊武还积极谋求外省和省内其他地方的响应。文学社成立后，蒋翊武就设立通讯部，派员分赴上海、江苏、安徽、湖南、山东、直隶、云南、广东、广西、四川、东三省等地的革命党人联络。[5]（P254-255）《文学社举义之计划》中也将“未举义前亦应派人前往各省联合，使能同时举义”和“攻击奏效时，派妥当人员(指熟知南北各省情形及有关联络者而言)前往各省联合、煽动，以便早日响应”作为起义前后要进行的重要任务。[1]（P28）除谋求外省响应之外，蒋翊武还注重省内其他地方的响应。9月上旬，为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并调41标第1营开往宜昌、沙市，第3营开往岳州，马队第8标第3营开往襄阳。为了不影响起义计划的进行，在随营赴岳州的前夕，蒋翊武将社务委托王宪章代理，刘复基协理，并商定了策动湖北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措施：“除三十一标入川外，其余调驻宜昌之四十二标一营，驻襄阳之马队第八标，驻郧阳之二十九标三营，驻岳州之四十一标三营俱请各标营代表准备至武昌发难时，各就原地响应，并请驻宜之唐牺支，负责与入川同志曹子青、林兆栋、叶正中、田智亮、胡冠六等取联络，章裕昆、刘建一、黄维汉、谢远达等负责联络襄、郧各军。”[1]（P32）在驻防岳州期间，蒋翊武积极运动革命党人，布置驻军届时响应武昌起义，又亲赴宜昌与驻防该地的第41标第1营文学社社员唐牺支等筹商鄂西反正的具体事宜。武昌首义成功后，蒋翊武又立即派蓝琮、庞光志二人去长沙通知焦达峰加紧响应武昌起义，促成长沙在22日反正并派兵援鄂。正是由于省内外联络工作的开展，武昌首义后，省内的宜昌、郧阳、襄阳等地相继反正，巩固了湖北的革命政权。同时，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上海、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江苏等省纷纷响应，最终导致清政府的垮台。实践证明，蒋翊武“一省举义，他省响应”的策略对于反清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

　　三是起义的依靠力量是新军。清末，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主要依靠青年学生、会党和新军三部分力量。在这三部分力量中，青年学生虽然长于以文字鼓吹革命，但对于行军打仗却并不在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虽然是一支现成的反清力量，但其本身山堂林立，成份复杂，纪律松弛，武器装备低劣，特别是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并不能完全适合军事斗争的需要。新军是清末崛起的一支武装力量，相对于清政府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等旧式军队，它仿照外国的军事建制，以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多兵种，其各级军官大多由本国武备学堂或外国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其士兵主要来自于城乡家庭出身贫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青年，具有兵精械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能够持久作战的特征。它虽然是清政府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暴力工具，但这些新军官兵多数是没有机会上新式学校的贫寒家庭的子弟，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苟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6]（P33），加之他们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思想较敏锐，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具备成为潜在革命势力的可能性，从而为革命党人从事运动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由反革命武装变为革命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以上这三部分力量，蒋翊武都曾有过接触。华兴会密谋长沙起义时，蒋翊武曾担任过联络学生的任务。长沙起义失败后，蒋翊武曾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萍浏醴起义，蒋翊武曾负责策动新军响应起义。经过比较，蒋翊武深刻认识到，青年学生“只能以文字鼓吹革命”，会党“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基于上述认识，蒋翊武最终决定“侧身行伍”[1]（P18），策反新军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指出：“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7]（P52）运用政治手段对敌人的军队展开工作，促使其为我所用，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另一种阐释。因此，蒋翊武“侧身行伍”、“联络军队”，从而运动新军反正的策略是符合这一普遍的战争规律的，也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辛亥革命后，蒋翊武深有体会地说：“武汉首义，各省风从，不数月而跻数千年专制国家于共和之域，其成功之速，匪特古今中外所罕见，即吾人倡言改革之始愿亦不及此。饮水思源，诚不得不归功于我可敬可爱之军界矣。”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