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1）(3)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
但是，上海的主流媒体并未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东南上层绅商的喉舌。其原因不仅在于革命党的力量还比较幼弱与处在非法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上层绅商有钱有势，媒体主管不能不仰其鼻息，而以张汤为代表的立宪派对媒体的重视甚至更早于革命派。
早在维新变法之初始，他们就积极参与创立学会，兴办报刊，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张謇即曾致函《时务报》主要负责人汪康年：“议论渐弱，不逮初时之精采，宜设法振起而扩张之。”（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04页。）汤寿潜致函汪康年，也批评说：“近阅贵报者，均以展卷无议论之文为憾！”（注：《汪穰卿先生师友书札》，转引自《汤寿潜史料专辑》，第731页。）并且热心为《时务报》筹划改进组稿、销售。到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上海几家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成为立宪运动的鼓吹者。其中以《时报》与张謇的因缘最深，其主笔狄葆贤实乃张氏在新闻界的主要助手。《时报》本来是康梁作为政闻社的国内舆论机关而加以支持的，不料竟如此迅速投入张謇一伙的怀抱。所以徐勤、汤觉顿气得大骂狄葆贤是“叛党（保皇党）之人”，并认为“《时报》最依附张謇、曾少卿（铸），外人皆云苏省（指江苏咨议局）之机关，非吾粤之报，更非吾党之报。”（注：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藏油印征求意见本）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夫子大人书》。）此事不仅反映出君主立宪派内部存在着省籍情结与海外内地的纠葛，而且反映出张謇与预备立宪公会的号召力已经远远超过流亡在外的康梁与政闻社。
为张汤等宣传造势的还有《预备立宪公报》，以及各地商人及其从属团体创办的各种报刊、各地教育会与地方自治团体的机关刊物，所以已经具有较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而张汤由于这些报刊的热心炒作，也就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所以王毓祥为张謇所拟挽联即为：“讴思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汤寿潜早已在知识界享有盛名，但真正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公众人物，则是通过策划东南互保、浙路收回自建及其后日趋激烈的维护路权斗争。正如支南珏一郎所云：“其一生之大事，人皆知其于浙江铁路事最尽心力，不知其尤有大于此者，而人不及闻也。厥事惟何？即拳匪事起，保障东南是已……当时汤寿潜见识，虽不独高于南中他人，而其任奔走、为说客，较他人为烈。”（注：支南珏一郎：《浙路风潮 汤寿潜》，《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75页。）而按照张謇事后的追忆，汤寿潜实系东南互保的首先倡议者：“及庚子拳乱，召八国之师，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甚大，其谋实发于君。”（注：《汤蛰先先生家传》，按此说实非谀墓之词，因《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条亦云：“（五月）蛰先至宁，议追说李秉衡以安危大计，勿为刚、赵所误，不及。至沪与眉孙、爱苍议，由江鄂公推李相统兵入卫。与眉孙、爱苍、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东南互保使张汤都在东南大大提高了声望，而修建浙路的实绩以及卫路斗争的白热化，再加上寿潜本人个性的刚烈躁急，更使汤成为当时国内最耀眼的新闻人物之一。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上还没有新闻炒作一词，但张汤都已深知大众传媒的重要。相较之下，汤则似乎更善于赢得传媒的关注，当时已有浙江人士看出这一微妙之处。周作人曾回忆说：“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先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阵，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乃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面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地提高了。”（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1980年，第263页。）所谓“捞”，颇有现今“炒”的意思。而作为其对立面，汪大爕说得更为露骨：“蛰先本是捧名教二字作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只得恭维他。”（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909页。）应该指出，重视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的作用，实乃东南精英集团的一大进步。如果说汤寿潜标榜主权与绅民利益打的是“名教牌”，那也比盛宣怀、汪大爕强调“干涉国际”，藉列强以自重与自利，确实要高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