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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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謇与汤寿潜之交谊，张謇晚年已有总结：“予获交汤君，垂三十年，粗能详其志事。方是时，朝野汹汹，争欲致力革新之业，予与君亦各树议立事，国人并称之曰‘张汤’。”（注：《汤蛰先先生家传》，《汤寿潜史料专辑》，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编印，1993年，第125页。）所谓树议立事，包括创办实业，革新教育，修建铁路，推动立宪，而终于顺应潮流，转向共和，参与建立民国。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以为进一步理解辛亥革命提供新的视角。
一 交谊基础
《啬翁自订年谱》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记云：“九月病……始识山阴汤蛰潜与为友。”此为张汤结交之始，但在《柳西草堂日记》并无具体记事，只可知当时张謇科场再次蹉跌，贫病交加，子女（娴儿、怀儿）夭折，正处于困厄悲痛之时。
这一年，张謇36岁，寿潜33岁，都是风华正茂且多经历练的英才，他们的结交显然理性更多于感性。
是什么因缘把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有志之士撮合在一起，相知日深，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终生不渝？
他们有太多的相近之处：都是出身于比较贫穷家庭的农村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参加过农业劳动，并非不识稼穑的书呆子，而他们的家庭又或多或少与商业有某些联系。
早年都曾接受以应试为目的的制艺教育，但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相应的社会变迁，促使他们从应试转向应用，即经世致用，把读书与匡时救世结合起来。
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游幕生涯。张謇以协助庆军统帅吴长庆参与朝鲜“壬午之役”并起草《善后六策》而暴得大名。寿潜则以辅佐山东巡抚张曜而知名于世。
可能正是由于治学并非专注于应试，更不屑于揣摩时文风尚，所以他们都曾在科举道路上多遭蹉跌。张謇于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乡试始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寿潜则以戊子(1888)科乡试始中第六名举人。他们都非少年得志、平地青云，而是步履艰难、大器晚成。
不过既然已经中举而且是高中，他们在结交时便已具有士林推重的乡绅地位。张謇已经在税制改革与农业改良方面小试身手，寿潜则以《危言》的撰写、刊行而名噪一时，在思想界的影响较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到甲午战前，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水利、盐务、赋税、吏治、邦交等局部改进，而是整个中国的革新，并且都认定实业与教育乃是重中之重。
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相知师友，如翁同龢、沈曾植、郑孝胥、何嗣焜、赵凤昌等。也许可以说他们都曾先后厕身于清流与帝党的行列，尽管这是一个成分复杂、意见分歧而且并不稳定的政治结集。
应该指出，在这些友人中，有些是经过张汤相互引见而彼此结交，并且成为亲密共事的伙伴。如出身于湖州巨商家庭的刘锦藻（光绪甲午科进士），就是经由张謇介绍与汤寿潜结识，以后与汤共同领导全浙铁路自办，并任上海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总办。而列名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的蒋汝藻（光绪癸卯举人），其父蒋锡绅（书箴）则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早期功臣。共同的抱负，共同的事业，还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使张汤交谊及其密友圈具有更为深厚的基础。当然，这个密友圈由于存在政治见解的差异，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幻，也会产生疏离乃至分化。如在预备立宪公会期间和若干兴办实业活动中，郑孝胥堪称张汤最亲密的伙伴，然而由于对辛亥革命与共和政治态度的差异遂分道扬镳。
正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两颗明星在东南同时冉冉升起，他们相互趋近、联结，有如居于巨蟹与金牛之间的双子座星(Gemini)，尽管张汤并非如同霍鲁斯兄弟那样的双生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