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4)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讨按照新的理念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章太炎的具体设想大致为：通史必须通，要上下千古，浑然一体，从中提炼新理论、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罗列；将典章制度的研究作为重心，"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为中心，要有所选择，只讲其中最重要者；要阐明社会的进化和政治变迁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体裁要创新，要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表记、记传亦居其半".[5]（P139-140）梁启超基本赞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体力行，在办《新民丛报》之余给青年才俊讲授中国历史，并将讲稿草写为《国史稿》（即中国通史），到1904年已达20余万言。遗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动频繁，社会交往太多，兴趣太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构想终未实现。但是，夏曾佑从1904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全新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仅完成从上古到隋朝的写作，但由于理论新、内容新、体裁新，被看作"史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突破了传统旧史的束缚，以进化的观念、社会变迁的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几个时期，同时特别注重社会转变时期的研究，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淫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着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着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10]（1903年第3期）
正是认识到了小说如此强大社会功能，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才开始大办小说杂志，全力投身小说创作，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作品，一时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小说大繁荣。那时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就有近20种，而且涌现了公认的《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四大权威杂志。小说的种类也层出不穷，什么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等应有尽有。1908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出现，进一步将言情小说推向了高潮。据权威人士统计，辛亥革命时期的单行本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11]（P197）在小说潮的带动下，产生了公认的《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这标志着那时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显示出新的特点：一、在创作思想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及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提倡社会改革，向往美好生活；二、在创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以短篇凑长篇，用许多相对独立但内容相近的故事合为一本大书；三、在艺术成就上显现出急就章的倾向，多数作品艺术性不高。急速变化的动荡社会，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炼，难以产生学术精品。但是，从中国小说历史长河去观察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时期，由此才进入了新小说的腾飞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