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3)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二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史学革命"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訄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着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方的史学方法，提高"史官"的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马叙伦在《史学总论》一文中批评旧史学"实一家一姓之谱牒也".要将这种个人"谱牒"的历史学变为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学，就要像西方史学那样"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4]（1902年第1期）有人还提出广修方志，以实现"史者民之史也",因为"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也".[4]（1902年第7期）陈天华还着有《中国革命史论》，以新的革命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演变，大胆提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颇有新意。不过，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难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如梁启超、章太炎的言论，也并非绝对正确。这里只是从总的倾向来看问题，着重肯定的是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向往。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已经到了危机和新生的转折关头，不除旧布新就难以前进，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当了催生的"产婆",使传统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新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