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2)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李喜所 查看：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为了"匡国济世",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学报》鲜明地提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观点。其《序例》明确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其尽匹夫之责欤！"[4]（1902年第1期）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民初带有普遍性，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主张从学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时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等，无一不是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即使像章太炎、邓实等人关于"国粹"的研究，也是为了"激动种性",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革命具有促进作用，但却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政治等同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着。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着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更新。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