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鞍钢：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4)
辛亥革命网 2011-04-11 00:00 来源：文汇报 作者：戴鞍钢 查看：
移风易俗成就巨大亦有局限
革命派希望从各方面求得人们身心的解放，因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国民是建立和维护乃至巩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
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推翻帝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进步。我们应该知道，任何革命都是社会矛盾长期堆积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主观所能发动的。清末新政搞不下去，才有了辛亥革命，不能因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像革命派所预期的那么光明，不能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就否定这场革命。
这里我引用革命前辈林伯渠1941年的一段话，来帮助大家认识这个问题：“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起奇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不经过封建帝制的人，很难想象帝制下生活的人身心受到多大的压制。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为今天的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抹杀的。
当然，就移风易俗而言，在充分肯定其意义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其中一些局限性。
首先，社会风俗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在辛亥革命后没有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因此，由于中国广袤地区的经济文化现状差异，移风易俗在各地的影响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不能过高估计。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上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民国年间，很多地方还是有缠足、吸食鸦片、买卖人口、溺死女婴等陋习。换言之，不能以辛亥革命后的上海作为标准来想象全中国，对此要有客观的估计。
其次，南京临时政府在推行移风易俗的法规时多少有点急于求成的过激行为。明显的例子是剪辫。清政府把留不留辫作为政治象征，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有些地方也把剪不剪辫作为政治象征，他们出动军队守在大街上强行为老百姓剪辫子。须知，虽然留辫子是专制强加于人的，但对于剪不剪辫子，民间亦有很多具体的考量和担心。人们不知道革命是否会成功，万一失败，剪掉的辫子一夜之间又长不回去，会带来很多麻烦。文化名人夏衍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城门口军警站立，进城卖菜的老头被剪了辫子，痛哭流涕，没脸回家，村里人知道了，都不敢进城卖菜了。类似这些现象反映出，革命党人对移风易俗的社会接受度估计不足，有点想当然。
第三，移风易俗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南京临时政府强调，旧的社会风俗是与封建专制相联系的，所以大刀阔斧推进移风易俗，往往简单地把新的都认为是好的，把旧的都认为是坏的，尤其是把传统文化过分贬低。传统文化和习俗虽有弊病，但也有合理的部分，革命派过多指责传统习俗的不合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过度崇尚西洋习俗，这在上海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些人一味把西洋习俗看作是时尚、进步和革命，这就把移风易俗简单化了。
最后，南京临时政府除旧布新的政策法规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临时政府昙花一现，1912年4月1日袁世凯上台，1913年宋教仁被杀，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黄兴再次流亡海外，政治上又出现了反复。临时政府移风易俗的法规颁布后，社会上的态度也很不一样，如剪辫一事，从中可以看出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
革命派为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确在移风易俗上做了大量工作。以上介绍的这些仅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部分社会风俗变革的政策法令。革命派希望从各方面求得人们身心的解放，因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国民是建立和维护乃至巩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当然，有一些变革收效甚微，比如禁止吸食鸦片、买卖人口等。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同时要理解临时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在短短三个月后失败，此后政治不断有反复，但任何复辟帝制的行动——从袁世凯到张勋——都没有再取得成功。这和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上的贡献是有关系的。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在移风易俗的推行上，存在各种缺陷。当然，这绝对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辛亥革命各位志士仁人给予充分的尊敬和应有的评价。
戴鞍钢1955年生，上海青浦人。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入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后在职攻读博士，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晚清史和社会经济史，著有《晚清史》、《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等；合著《中华文明史》、《中国政治通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