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制解析(4)
辛亥革命网 2011-04-08 00:00 来源：《大同道路——孙中山研究》2010年10月版 作者：徐立刚 查看：
（四）
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制名不符实的状况，是历史与客观现实造成的。黄兴并未争权夺利，而是尽力支持、维护孙中山。
首先，南京临时政府是由同盟会领导人掌权、以同盟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府，政府领导者权力结构深受同盟会孙黄领导体制的影响。
孙中山、黄兴都是同盟会的领导人，两人各有所长，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同盟会。孙中山长期在国外生活，与海外华侨有密切联系，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比较了解，对世界大势、各国政情认识比较清楚，对革命理论卓有建树。黄兴生于湖南，就读于湖北两湖书院，留学于国内留学生最集中的日本，与国内各省革命力量和留学生界均有广泛交往，长期主持同盟会总部实际工作。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往往由黄兴在国内策动、指挥，而由孙中山在海外筹款、购械。孙、黄两人的领导作用缺一不可，正如章士钊所言：“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25]宋教仁也认为，孙黄“同为吾党泰斗”。[26]
从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六年来同盟会在华南、长江流域进行的十多次起义，大多是由黄兴负责策动指挥的。同盟会内部两次倒孙风潮后，孙中山更不过问同盟会总部的领导事务了。由于历史形成的习惯，加上黄兴的实际工作领导能力很强，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具体工作上人们往往请示黄兴。
孙中山在同盟会里被尊崇为领袖，主要是因其率先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资历、伟大的爱国奋斗精神、卓越的革命理论建树。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倾向于是一位精神领袖。前述张继所言：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这些都说明孙中山是一派同盟会精神领袖的形象，而精神领袖是不多担负实际工作领导责任的。
其次，南京临时政府尚处于战争时期，军事领导人自然权重。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力量相对峙，议和谈判与军事攻守相伴，战事并未平息，临时政府还在筹备北伐。黄兴是身兼陆军总长与参谋总长两职，军权集于一身。孙中山则不似黄兴擅长军事，而主要直接处理临时政府的外交、财政事务，结果谋求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向国外借款皆成泡影。
第三，孙中山起初理想化的抱负与现实情况不符，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他回国之初不大了解国内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出于一贯的革命理想，力主兴兵北伐，坚决推进革命，一举推翻满清统治，反对南北议和妥协。这在同盟会里被视为“理想派”，处于少数，有点孤立。鉴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面对现实而主张在坚持民主共和原则的前提下对袁世凯妥协，已成为同盟会中的主流。黄兴曾对耿毅说：“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27]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在武装北伐、南北议和、“优待”清室、让位条件、临时政府北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其观点在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内部都得不到多少支持，后来孙中山面对现实，作些退让,才得以实现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奋斗目标。
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位重权大、近似于内阁总理，可他并未蓄意谋权。黄兴为人谦和宽厚，不贪恋权位，坚决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许多事情上支持孙中山。
1911年12月，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要求黄兴尽快至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从日商三井洋行借得30万元，作为组织临时政府的经费，确定于12月24日启程赴宁。正当此时黄兴接到孙中山来电，知道孙很快将到上海。黄兴马上决定暂不去南京，等孙中山到上海后再考虑。黄兴解释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