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4)

　　除了本身理论上的矛盾与实践上的虚弱以外，孔教运动还面临着反对派持续广泛的攻击。1913年，孔教运动兴起之时，章太炎作《驳建立孔教议》，指山孔子不是宗教家，更不是教主。当时，他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开国学会，墙上贴一纸通告，要求已入孔教会者需退会才能听课。而且“除讲学外，则专以骂康有为，陈焕章为事”。孔教运动兴起之后，蔡元培对于“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深致骇异”，认为“孔了之说，教育耳，政治耳，道德耳”，“孔子白孔子，宗教白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曾代理过教育总长的蔡儒楷在山东巡按使任上时，在给汤化龙的信中称，“孔教会肆口谩骂，若辈穷极无赖。”陈焕章品行恶劣，孔教会无理取闹，要求大总统下令严行申斥，惩一儆百。

　　反对者们从孔学非宗教，孔教有碍于共和等诸多方面一一驳斥孔教论，对孔教浪潮给予了有力的回应。而真正给孔教运动以致命打击，影响其发展的力量来自新文化运动。新文化阵营的批孔是伴随着1916年底第二次争定国教才大规模开始的，山陈独秀的一系列批孔文章鸣锣开道，吴虞、鲁迅、李大钊等纷纷加入，使批判孔教、重评孔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文化运动激烈的批孔不仅作为当时反孔教舆论的一部分，给孔教运动以有力的打击，更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重构出那个时代关于孔子、孔学与孔教的主流认知。从这样的主流认知走山的一代青年，彻底冲出了孔教的樊篱。孔教运动失去了对于青年的话语权力，也就失掉了自己的前途。

　　孔教运动的衰落除了内部困局与外部打击以外，民初几年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也直接促使它退出历史舞台。首先孔教运动兴起时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经过民初几年的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化，人们对社会失序、道德衰败已经有了承受力，已经能用更成熟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新的道德观、秩序观正在建立，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短暂信仰真空正迅速被一些新思想填充，孔教救治社会败象的神话已经不存在了，其存在合理性日益流失。同时，伴随着帝制运动的终结，孔教运动失却政治权威的奥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以后，虽然孔教会在各地还有存在，但孔教运动作为一个对应历史时段的名词已经失效了。

　　对这场影响一时的运动，如何透过历史的表象而把握其本质可谓智者见智，比如房德邻指出：“孔教运动本质上不是一场宗教运动，而是一场保守的民族主义文化运动。保守性、民族性、文化性这些因素确实是孔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辛亥革命后，传统儒学的意识形态秩序彻底瓦解，而民初教育长蔡元培等取消学校读经的主张，更是对儒学传延的釜底抽薪，这使许多坚守传统价值的人“大惊深忧”。史华慈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现象，都是面对着实际的或已构成威胁的挑战而产生的一个历史性反应。”此颇具识力的学术见解也适合解释孔教运动的发生。孔教运动作为对革命的反应，一方面已经从世界文明发展比较的眼光，在自觉的层次上学习模仿西方基督教的结构与功能定位，力图通过某种嫁接达到救世的目的，但更多的是在革命之后，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肯定与精神的依恋，“越来越失去影响的儒学，与其说是一种教义，还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深植于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孔教论者们的血脉之中，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卫道的精神。

　　从整合社会秩序，救治文化失范的角度来说，孔教运动有其合理性。传统儒学未尝不可以作为解决转型期诸多问题的智慧资源之一，完全抛弃传统也是不可能的，新文化的大厦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严复说，如果旧文化仝数抛弃“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他所揭示的正是文化的民族传承性。但另一方面，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宏大的课题，非康有为、陈焕章这样一两代人之探索所能实现。像康有为那样把人道主义、博爱、平等自山说成是“《中庸》《孟子》之浅说，二千年来，吾国负床之孩，贯角之童，皆所共读而共知之”的附会解释，不但小能使传统儒学观念得到更新，反而使其中适合专制统治的成分取得了植根于现代社会的许可证。而且，在总体方向上，孔教运动努力强化传统儒学中的信仰主义与宗教性因素，试图通过外在权威的内制作用，达到整合秩序，规制人心的日的，其结果只能使孔教稳定秩序、镇制人心的作用，以顺从专制权威，煽动思想奴性为代价来实现，从而激起了对儒学的更为激烈的批判。

　　孔教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激起了五四时期对儒学与传统的激烈批判，另一方而也标志着在儒学意识形态统治秩序瓦解之后，人们已开始了对儒学的整体反思。孔教运动的实践证明了宗教化儒学在中国的失败，此后对于儒学的阐释与发扬越来越集中到文化与哲学的意义上来。现代新儒家正是在对孔教运动的批判与超越的过程中开启了儒学传延的新方向。在儒学近代发展的历史中，山孔教运动开始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就是：如何定位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如何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

　　孔教运动作为革命后的价值回归现象在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也不是孤立的，革命后的价值反弹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情况，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正是在对革命的批判中确立的。这种反弹实际上是对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与补充。试把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的诸多文章同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言‘论取向是何其相似。这种批判与反弹的合理性在于，正是在这种左右震荡和冲突中，开启了新一轮历史前进的征程，此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正是在对孔教运动的批判与反思中确立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如果历史长河中的后浪推前浪乃至奔腾向前正是如同牛顿所说，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实现的，那么对于五四新文化，孔教运动无疑也充当了这个肩膀的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它也不过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已”。既然历史进程中的扬弃现象不仅很普遍，而且还不可与斩钉截铁的否定或取代同日而语，那么，对发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孔教运动的必然性与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就需要重新予以认识。惟其如此，或可从根本上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相的复杂程度，以及这种复杂性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