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2)

　　对于当时刚刚走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道德主义的诉求成为他们最本能、最易接受的思考方向与表意方式。当时普遍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众多的社会败象急需传统道德来救补。讨论传统道德的文章在报刊上俯拾皆是，以《东方杂志》为例，有文章云：“两年以来，政治之罪恶，国民之劣根性，尽态极形，次第暴露。谭者推寻祸始，咸痛心于道德衰亡，而亟思拯救。”另一文章则称“然则就今日中国之现状，而欲为补救维时之商榷，其不能不推原于国民道德也审矣”。甚至革命元勋黄兴也曾致电袁世凯：“请讲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当时的孔教论者莫不把民初社会败象的救治与道德重建任务作为张扬孔教的论据，视孔教为救心与救世的良药。他们强调：“值此大命将倾之际，求一起死回生之术，非扶翼孔教，培植人才，绝无余悻。”“窃维立幽之本在人心，人心之本在道德，道德之本在宗教，是则宗教者直接而为人心道德之本，间接而为幽家巩固之基也。”…山社会危机想到道德重建．进而提倡孔教，是社会与文化互动的内在逻辑。康有为曾说：“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敲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山已。”那份倾动朝野的孔教会请愿书更是把孔教当作共和的精神：“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

　　辛亥革命以后严重失序的社会现实，是孔教能够得到相当的同情和响应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个混乱困顿的时代，孔教论者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至上主义，既是积极的救世者，又是真诚的卫道者，在辛亥革命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树起了孔教的大旗。

　　孔教运动中的核心力量是孔教会。1912年10月7日，即孔了诞辰纪念日，孔教会在上海的山东会馆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仅据1913年2月到1914年1月的12期《孔教会杂志》统计，至1914年初，孔教会已有支会联合部、支会、分会140余个，遍及除西部数省以外的绝大部分省区，还染指纽约、东京、港澳等地。孔教会各地的基层组织以士绅为主体，学界、商界、政界也都占有相当的比例。除了孔教会外，当时还出现了孔道会、宗圣会、尊孔文社、孔社等名目繁多的尊孔组织。孔教会则打着“正名”与“统一”的旗号，逐渐合并许多有影响的团体。其中孔道会是当时规模声势上仅次于孔教会的尊孔组织，1912年7月山王锡藩、刘宗国创设，曾请康有为作会长，梁启超、熊希龄、宋育仁等皆在会中列名。1913年9月，与孔教会合并。

　　孔教活动能够倾动一时，自然是这些尊孔组历史学研究织大力活动的结果，但其背后所代表的却是各种力量共同的利益与需求。以孔教会为例，它的骨干力量既有康有为这样的旧日维新领袖，也有陈焕章这样的取得进士功名，又受过美国教育的洋博士，还有沈曾植、梁鼎芬这样的遗老。能够使那些在戊戌时大骂康有为“小丑”的遗老，捐弃前嫌“好与康圣人游”的正是对孔教维系世道人心的认同。而当时袁世凯而下的各级官僚对孔教的支持更大程度上是看中了它维护政治秩序，巩固威权体制的功能，这使他们成为孔教运动最大的政治赞助者。袁世凯尊孔、祭孔的系列活动给予孔教运动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黎元洪、张勋、陆荣廷、倪嗣冲等人也闻风而动，充当着孔教运动兴起的支撑力量。许多军政长官不仅是定立国教的先锋，而且是众多尊孔组织的强力后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少在华的外国人也是孔教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对孔教运动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李佳白的“尚贤堂”是孔教会在上海的重要基地，卫礼贤在青岛的礼贤书院和尊孔文社亦曾影响一方，卫西琴、古德诺、有贺长雄都是孔教运动中的活跃人物。

　　分析一下梁启超、严复这样的文化名人的态度也颇能显示当时不少人对于孔教的心理。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是乃师孔教主张的坚定支持者，流亡日本后，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山昔日“保教党之骁将”一变而为“保教党之大敌”。辛亥革命后，梁再次转向，参加孔教会，与陈焕章等联名上书请定国教，经常到孔教会讲演，在代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施政方针中提出“以孔教为风化之本”，成为孔教运动有影响的支持者。不过在思想层面，梁启超反对在“教”这个形式上多做文章，更多将孔子当作中幽文明的代表，正是在保留文化传统这一点上与孔教运动不谋而合。他这一时期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的《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山》与《复古思想平议》很能表明其倡孔教之命意所在。严复与梁启超类似，除参加孔教会以外，还与马其昶、夏曾佑等发起孔教公会，到处做读经、重孔的讲演。但无论从他这一时期的公开言论还是私人书信、日记来看，他更关注的也同样是孔教中所包含的文化传统内涵。

　　多种力量与需求的汇聚，是孔教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能够汇成影响一时的社会思潮的原因所在。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危机、道德失序的现实。但这些力量从不同的立场理解孔教运动，对于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又存在着很大分歧，这又暗示了孔教运动后来的分裂和衰落。

　　在孔教会的大力活动和众多实力人物的支持推动下，祭孔仪式、阙里大会、争定国教等孔教活动都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焦点事件。

　　辛亥革命后，各地的春、秋两丁祭孔多有停顿。康有为等对“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深为忧惧。1913年3月17日，孔教会在上海举行丁祭。“总支会同人均清晨恭诣圣庙”，“排班行三跪九叩礼”，当时政界、学界致祭者即达二干余人。同年6月22日，袁民凯发布的“尊崇孔圣令”中提山应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1913年9月，孔教会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盛大的奉祀孔子典礼，参加者数千人，袁世凯的代表梁士诒主祭。祭毕讲经，梁士诒主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严复主讲《民可使山之，不可使知之》，梁启超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914年2月，袁又发布“规复祭孔令”，规定春秋两丁祀孔，京师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山地方长官主祭。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临祭孔，率文武官吏到北京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一举动后来被当作袁氏走向帝制的重要讯号。

　　孔教会章程规定．每年孔诞日前三日在曲阜．开全国大会。1913年、1914年两次曲阜．全国孔教大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1913年为例，是年阙里大会，孔教会早就精心筹备，广为联络，并取得政界的相当支持，交通部允赴会者铁路票价七折，山东地方拨款赞助，张勋允为维持秩序，是日赴会的除各省孔教会代表及其它尊孔组织代表外，北京教育会、天津、山东商会、进步党本部等许多政团皆派代表赴会，此外，众议院、内务部、大理院等政府机关，及黎元洪、勒云鹏等官员均派代表参加。大会上陈焕章致词，衍圣公致祭、廖平讲经，众人瞻仰圣庙，盛极一时。

　　山孔教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定立国教的运动是当时孔教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康有为在戊戌期间对尊孔教为国教问题并没有明确的主张，流亡海外的见闻与体验使他对于源于欧洲历史的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明确提出积极鼓吹以孔教为国教。1913年下半年，围绕着天坛宪草，国教问题迅速升温。1913年8月15日，陈焕章、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援引各国法律论证定孔教为国教的合理性。认为山于“国体初更”“民情惶惑”，只有“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2004年第2期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孔教会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尊孔组织及各界人士，纷纷上书，请定国教。黎元洪在《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中“请两院速定国教，藉范人心。孔教一昌，邪说斯息”。地方长官在电文中称，“苟非亟尊孔教，大加吕明，不足以维持国本，匡济人心”，“民国安危在此一举”。但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争论，定国教终被否决，仅在宪法十九条第一项内加入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作为折衷。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以后，定立国教的活动再兴波澜。1916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国教问题又成为制宪的热点。康有为、陈焕章再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陈焕章、张琴等组织参众两院中坚持定国教的一百多名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大力活动。1917年初，孔教会又联合各省的尊孔组织，在上海成立“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推孔令贻、康有为为名誉会长，作为争定国教的团体，大造声势。但是，定孔教为国教始终未能得到国会中多数议员的赞同，多次表决均未获准通过。同时，随着帝制复辟的失败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社会上对于定国教的批评之声也日益增多，第二次定国教最终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