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

　　辛亥革命后的孔教运动白发生以来，就被当作复古歪风或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势力而屡遭批判。这种立足于“批”的立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其端绪，至“文革”后期达到顶峰。“反动”、“复古”几乎成了孔教运动的代名词。层层堆砌的批判话语小仅无助于探究历史真相，反而容易遮挡我们的认知视野。如今当这些批判话语渐渐远去，研究者有了更长的历史时段可资比照与反思，可望切实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半心静气地理解与把握孔教运动。

　　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后的孔教运动已有一定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有：部分学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源流与内涵；有的则对陈焕章的孔教思想与活动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或重新推敲以往学界关于“孔教运动是袁世凯帝制活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准备”之类旧说，或结合这一时期关于孔教的争论，对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有所涉猎。不过，学界对孔教运动的历史含量在总体上仍显得把握不够，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孔教运动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之关联也重视不足，而辛亥革命后的社会思想状况却正是孔教运动展开的一个基本语境。基于此，本文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而构建认识孔教运动的历史维度：其一，孔教运动根植于辛亥后的社会思想情境之中，是对辛亥革命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它的出现不仅自有历史的必然性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不乏历史合理性。其二、孔教运动的发生是辛亥革命后方方面面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孔教运动和当时的帝制活动既有相互支持之处，也有彼此背离之点。其三、孔教运动的衰落既源于自身在理论上的深刻矛盾，也与此后社会政治环境的迅速变化密切相关。孔教运动是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彻底崩溃之后重构儒学的首次尝试。虽然后来又有现代新儒学等更具生命力的探索，但孔教运动对于传统儒学的宗教化重建无疑是儒学近代转化过程中不应忽视的一环，一个值得探讨与清理的儒学生存形态。

　　一般意义上的儒学是指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及其在后代的不断诠释、衍化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汉代以后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教”一词出现于东汉以后，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及道教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此后也只是在与“释”、“道”并列时才称“儒教”。而“孔教”一词出现最晚，直到近代西方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使用。从历史逻辑上来看，“儒教”与“孔教”的提法都是在与新的宗教或准宗教体系相抗衡的过程中出现的，并不表明儒学本身有完整的宗教特征。而明确将孔子奉为教主，从西方宗教理论的意义上去解释推行孔教，实属近人康有为之首创。

　　康氏早年著述《性学篇》，在对比佛教和耶稣教时，即已使用“孔教”一词。此后，山于受西方宗教理论的进一步影响及其发展公羊学说的内在需要，康有为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前后，已经逐步产生并确立了其孔教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保教”成，与“保幽”、“保种”并列的口号。但康有为当时的尊崇圣教主张与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一样。除了得到部分弟了的拥护外．更多的是激起一般士人的猜疑与厌恶。正是这一而令人猜疑与厌恶的孔教旗帜，却在辛亥革命后引起强烈的呼应，汇成一场具有相当声势的思想文化运动。个中差异，值得深思。

　　孔教运动的基本背景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现状。辛亥革命无疑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飞跃，但这种飞跃带来的政治与文化的断裂也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历史贡献惟有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与相关学术视2004年第2期野得以凸显，短时段的社会局势与实效却与此迥异，历史的进步往往以历史的阵痛为代价，因而常为时论所诟病。对于辛亥革命，我们也有理山怍如是观。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失序、道德衰败等现象使不少国人忧心忡忡。

　　早在1912年6月，李大钊就有感于新生共和制度如“敝舟深泛溟洋”，提出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大隐忧。这些隐忧迅即咸成事实，“强邻侵侮，无力抵抗。国库空虚，专恃外债，军饷无着，乱兵肆劫……”，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与危机伴生的是普遍的社会败象，当时《申报》曾有一篇《论民幽之政弊》的评论，列举了新民国抵押借债，滥发纸币，军官吞饷，新贵腐败等种种弊政，“专制弊政也，共和成立，而政弊反甚于专制”，“在此将成立未成立之顷，行政之统系紊乱而无序，法律之效力荡然而无存”，甚至“一千元领饷之支票，可滥给于妓佣之手，新发行军用之钞币，恒先见于花柳之场。”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普遍的社会败象，引发的是广泛的信仰危机，时人黄远庸言：“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日，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革命党日，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失序与混乱构成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图景。

　　这种断裂和失序的状况，应当说是辛亥革命这样大的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但同时也是革命者在思想文化方面迅速地破1日立新的一个负面后果。蔡元培等人所提山的新教育政策引起的复杂的社会反应是以前学界较少重视的。正像马勇所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秩序的长时期混乱，除了种种其他的原因之外，不能不承认与南京临时政府文化政策方面的某些失误或仓促决策有着一定的关联。”当时各方的政治力量都没有对新的道德伦理建设进行充分深入的思考。一方面是对新的道德伦理建设准备不足，一方而是对旧的道德伦理遗产扬弃不够。于是，当伴随严重的政治、社会无序而山现的信仰危机与价值取向的混乱出现时，旧的伦理道德的复活就有了巨大的空间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