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武昌起义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网 2011-03-28 00:00 来源：《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 作者：朱英 查看：
一、湖北何以能成为“首义之区”
对此，论者多认为有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分析较多的是主观条件。不少人指出，湖北革命党人有下列突出的特点和优点。第一，组织工作做得较为踏实、细密和严整。早期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虽比较松驰，但其后的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即比较注意组织的严整和纯洁，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根基。第二，宣传工作比较广泛和深入。湖北革命党人采取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途径，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宣传组织形式，使湖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第三，积蓄力量比较雄厚。经党人艰苦努力，首义前夕湖北新军士兵中已有三分之一成了革命者，总数约五千余人。第四，起义前进行了比较周密的策划和部署。组织上实现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并拟定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政治上推定了起义后的负责人，草拟了文告，制定了旗帜、符号，并与湖南等省的革命党进行了联络。这样认真的起义准备，不同于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的“轻率发难”，因而能够不失时机地赢得起义的胜利（王天奖《也谈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江汉论坛》1980年第6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有人在论述湖北革命党人主观努力作用的同时，比较强调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洋务新政”，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例如促使无产者和资产者这两个新兴的阶级登上舞台，其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相呼应，造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发展的阶级基础；张之洞创设湖北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队伍，其中不少人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他组建湖北新军，虽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干预湖北事务，又对革命党的活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从而为革命党渗入新军造成了可乘之机，使新军成为革命运动的良好温床和党人潜滋暗长的适宜场所。此外，辛亥前夕的湖北，不仅是党人惨淡经营的基地，也是清廷统治特别脆弱的一环，此为武昌起义得以迅速胜利的另一因素（冯天瑜《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还有人认为，张之洞在湖北办学和练新军，其主旨是反动的，但两者都转化为与其原旨相反的革命工具。对这种转化，张之洞的努力具有量变意义，最终经革命党人的催化，就导向了武昌起义的胜利（陶宏开《试论清末湖北近代教育——从教育角度看武昌首义的社会背景》，《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青年论文选》）。）。
有论者不同意上述意见。作者对起义前湖北武汉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社会经济关系是武昌首义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则是不容忽视客观条件之一。武昌首义并不是张之洞洋务、新政事业成就的结果，而恰恰是对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策下洋务、新政实施和严密思想牢笼彻底破产的恶报。对于辛亥首义在武昌发生，是由于清朝在湖北的统治比其他各省薄弱的说法，作者也持异议。认为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分析，清朝在湖北的统治力量实际上较诸他省更为强大。首义前夕，清廷在湖北的统治力量有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但张之洞的被调离及后任诸人的措置乖方等，都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据，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的多年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和新军士兵的迅速革命化（陈辉《论武昌首义的根本历史动因》，《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不注明版别）。）。
还有人从某些侧面比较深入地剖析了湖北武汉成为“首义之区”的原因。例如，有的侧重从湖北新军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湖北新军文化程度较高，武昌首义即是由这些穿上军装的近代知识分子为骨干发动起来的。此外，湖北新军规模大，驻防集中，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武昌首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并成功地抗击南下清军达两个月之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沈继成《从湖北新军的特点看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有人则对湖北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武汉的革命知识分子还同军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武汉能成为辛亥革命首义地区的重要因素（金冲及、胡绳武 《武昌首义告诉了我们什么》，《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43—45页。）。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其他省市的近代知识分子有的只注重报刊上的文字宣传，较少深入下去，接触面不宽；有的长期在外，与本地区的实际斗争和革命群众鲜有直接联系。湖北的近代革命知识分子则不仅是宣传家，更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为武昌起义作好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能一举成功（陶宏开《湖北近代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