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武昌起义研究综述(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8 00:00 来源：《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 作者：朱英 查看：
二、武汉资产阶级在首义期间的政治表现
过去有的论者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与张謇等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一致，仍然把维持“市面”和“治安”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近几年来，仍有少数同志持类似观点，并指出汉口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政治表现，在当时的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刘大年《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但是，也有不少论者持不同意见。有人指出，起义爆发后，武汉商会、商团马上响应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支持武昌首义，倒向军政府。筹款济军，接济粮糈等；第二，成立商团，维持社会治安，缉拿奸细，捕捉抢匪；第三，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从事战地救护，配合民军进行情报战，或直接投入战斗抗击来敌；第四，南北议和中力促和议，对清军进行消极抵抗，虽然其斗争的行动是软弱的，思想是动摇的，但基本倾向总的来说有利于革命方面（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讨论会论文集》）。）。
还有同志指出，武昌起义期间不仅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同情支持革命，其上层代表人物也先后站在革命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热情，并对革命予以实际支持。例如吕逵先、蔡辅卿、徐荣廷等武汉工商界巨头曾发起募集中华民国国民捐，为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助了一臂之力（郭莹、何晓明《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有的甚至认为，首义期间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并非妥协、软弱的代表，与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比较而言，其积极表现和影响更为突出（冯崇德、曾凡桂《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辛亥革命论文集》。）。
对首义期间湖北武汉地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动向，迄今为止史学界除对其代表人物如汤化龙研究较多外，作为一个整体派别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仅个别论者在论述湖北咨议局时有所涉及。认为“以伪装的手段骗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勾结封建旧势力，企图窃取革命政权，破坏革命，这是湖北立宪派在武昌起义革命时期表演的全部内容。”湖北地区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阻碍和破坏革命的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陈巍然《湖北咨议局浅议》，《辛亥革命论文集》。）看来这方面的研究仍嫌单薄，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及其演变
关于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初的性质，史学界多同志认为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有人还从以下几方面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一，军队是政权的重要支柱，湖北军政府领导下的军队，是一支具有一定民主主义觉悟的革命军。其二，湖北军政府得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学生和革命士兵的广泛拥护。其三，军政府的组织者文学社与共进会是接受同盟会指导的革命团体，其有关政治大方向的决策，也是在邀请来鄂主持大计的同盟会领导人建议或直接主持下作出的。其四，湖北军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也鲜明地体现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性质（崇汉玺《湖北军政府和它的革命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至于湖北军政府性质的演变，史学界尚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其政策和措施大部分是革命的，一般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它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前，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即已发生变化。但在演变的具体时间上，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指出，湖北军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即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以咨议局绅士为代表的立宪派势力和以旧军官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三者围绕着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1911年10月11日诞生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湖北军政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月11日——10月17日），资产阶级通过谋略处掌握政权；第二阶段（10月17日——11月27日），以黎元洪为首的封建势力和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势力结成反动联盟，向革命派夺取领导权，双方处于激烈斗争时期；第三阶级（H月27日以后），反动势力控制了湖北军政府，镇压革命派，革命宣告失败（王来棣《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有人则不同意上述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提出了异议（刘铁君《湖北军政府的阶级关系及性质演变探讨》，《辛亥革命论文集》。）。
从以上介绍看，在军政府性质演变的时间上争论较多，而在探寻其性质演变的各种原因及规律方面的研究则较薄弱。争论军政府性质变化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明政权性质转变的标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