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武昌起义研究综述(4)

　　对黄兴所指挥领导的阳夏战争最后遭到失败应如何评价？论者认为，“失败并不是绝对的，它又包含着胜利的因素。如果把视野展开到全国的范围内，那么阳夏之战在政治影响上的胜利，简直可以超越它本身所遭到的失败。”就黄兴个人来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表现出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身先士卒的革命献身精神；在官兵不应命，部队无训练的状况下，提起决心调度指挥，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而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黄兴的个人责任不是主导因素。当然，在战争的指挥上黄兴也有错误之处，如反攻汉口即犯了操之过急、盲目轻进的弊病；汉阳战败后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也体现出他的动摇软弱（皮明庥《论武昌首义中的黄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还有人指出，武昌起义爆发，黄兴闻讯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汉口失守后，他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汉阳保卫战，从而保卫了武昌，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黄兴集》“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也有人认为，汉阳战败，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兴作为总司令应该检讨自己的责任，不能只责怪部下不听话，抱怨武器不精良。他甚至散布过失败主义情绪，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尤其是受到一点责难之后，他即不顾战时总司令的职守，撒手不管，未免气量狭小。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黄兴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革命领袖来当主帅，统率湘鄂两军，调和各派意见，苦守苦战，汉阳绝对不可能坚持近一个月，革命也不会在全国如此广泛地发展。有些湖北革命党人不论功过，也不检讨自己对总司令的工作支持不够，把汉阳失败的责任全推到黄兴一人身上，这也有失公道（吴剑杰《辛亥革命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关于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是否曾提出放弃武昌的建议，国外有学者认为，武昌与南京相距遥远，在当时既无补给又缺乏交通工具，而且随时有被清军沿途袭击的情况下，黄兴会提出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的主张，实在是难以置信。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湖北某　些军阀政客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要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而蓄意捏造的。”（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国内史学界则比较普遍地认为黄兴提出放弃武昌确有其事，有人指出，汉阳失陷后，黄兴消极思想很突出，难免将敌我力量估计不当，对武昌的得失利害关系，也缺乏全面分析，因而在一次会上提出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然后再图收复武昌。这一事实，当时在场的革件党人过后均有明确记载（石芳勤《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是否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黎元洪　黎元洪是怎样被拥立为都督的？过去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立宪派策划和倡议的结果，另一说认为是由革命党人临时仓促决定强令他出任都督的。近几年来，许多论者撰文指出，这两种说法均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情况是，推举黎为都督，出自革命党主动的行动，并且在首义爆发之前就曾多次酝酿，非临时仓促议定。有论者还进一步探讨了黎元洪登上都督宝座的各种条件，认为对内对外的客观需要，是黎上台的必要前提；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存在的矛盾，也只有推出黎元洪才不致激化，黎元洪接受革命党人的反满革命思想，是他站到共和旗帜下的转折点。此外，黎的经历、所受教育及其社会地位，也是他在武昌起义后充任都督的有利条件（皮明庥《黎元洪是怎样被拥立为都督的》，《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楚任《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黎元洪》，《河北大学学报》1881年第3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59—64页。）。

　　如何评价黎元洪任都督后的表现与影响，目前仍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他是利用职权，破坏革命，逐步篡夺军政府的领导权和首义的胜利果实（竺柏松《关于武昌起义领导问题》，《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有的同志则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黎任都督既是革命党长期酝酿和主动推举的，就谈不上是篡夺领导权。论者指出，革命党推选黎任都督，自应让其行使都督实权，因此不应指责他确立都督总揽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地位（任泽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权问题—与竺柏松同志商榷》，《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有人明确指出，黎元洪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起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政府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1、号召各省响应起义；2、策反清军归附革命；3、督师武汉抗击清军；4、平衡、折冲党人纠纷（刘重来《浅议黎元洪的历史功绩》，《历史知识》1985年第4期。）。

　　还有人认为黎元洪出任都督，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他的上台，一方面有利于起义者及时顺利地建立政权，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倚伏着使起义者丧失政权的危机；黎的举动为其他省的汉族官绅作了附从革命的楷模，起到孤立清廷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所谓“咸与维新”的局势，潜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隐患（林增平《黎元洪与武昌首义》，《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担任都督之后的黎元洪，阶级属性有否变化？过去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旧官僚或封建势力的代表，直至今日这种说法仍很流行。但也有一部分论者指出，黎在被迫出任都督后，督师抗击清兵、揭露清廷统治的罪恶，策动清军将领反正等等行动，表明他态度明朗，基本上信守了共和主义。因此可以说，武昌起义后的黎元洪，是一个温和的但远不是清醒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楚任《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黎元洪》，《河北大学学报》1881年第3期。）。还有人认为此时的黎元洪，既不是革命派，也不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是中间力量的代表。当时，革命和反革命双方都拼命设法争取黎元洪，就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肖致治、任泽全《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转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4、汤化龙　过去在评价武昌起义期间的汤化龙时，往往贬多褒微。最近几年，有人指出首义爆发之后，汤化龙参加革命，虽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为：1、参与创立和支持湖北军政府；2、以咨议局名义通电全国，在动员各省咨议局人士附和革命上产生了积极影响；3、演说鼓动，壮大革命声威；4、对外宣布政策，赞助共和；5、动员海军起义；6、反对谭延□任湖南都督；7、参与制定《鄂州约法》。其主要错误有两个方面：一是排斥革命党人；二是在和褒世凯议和过程中态度有某种动摇（杨天石、王学庄《汤化龙玉电辨讹》，《讨论会论文集》。）。

　　另外，对汤的评价还有这样一种观点，汤化龙转向革命，虽不无应变成份，但更主要的是他本人已具备了转变的思想基础，因此，不应解释为个人投机。汤化龙在首义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消极作用是次要的。汤赞助革命的态度，还影响了对革命怀有疑虑的一批人，尤其是促使武汉资产阶级及其团体采取了支持革命的立场。同时，汤化龙立宪派对黎元洪的支持，对黎最后篡夺军政府大权，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但是汤化龙与革命派不是敌对关系（李育民《试论武昌首义中的汤化龙》，《江汉论坛》1985年第10期。）。

　　关于汤化龙在首义期间是否秘密参与反革命串联，打电报给清政府表示效忠一事，过去多持肯定意见。近年来有人通过考证，认为所传汤化龙“密电”，并不足信（杨天石、王学庄《汤化龙玉电辨讹》，《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