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2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严昌洪 彭南生 查看：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王笛以晚清成都为例，剖析了一个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揭示了街头文化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者认为，街头是城市下层民众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即他们从事谋生、日常生活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重要舞台。城市下层民众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在晚清，当新政及其他社会改良运动深入到地方社会时，街头成为城市精英控制和社会改良者利用的焦点。城市精英试图以其正统的价值观对下层民众的公共行为施加影响；改良者则利用重新整合城市空间和引导社会舆论之机，竭力扩大其政治影响并最终把街头变为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城市“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在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交互影响的认识，不仅为我们认识清末四川民众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拓宽了探讨城市社会变迁的视野。
拜佛进香是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日本爱知学院铃木智夫撰文分析了明朝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一长时期内的江南农民“天竺进香”活动的兴衰起伏过程，尤其是对社会变迁的推动，如杭州市民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江南农民不断吸收先进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武汉社会科学院涂文学撰文透视了中国赌博史的文化意蕴。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考察，赌博在早期保持着较多的游戏原初状态，接纳者看重其游乐与娱情养性等“寓教于乐”功能，并将博弈文化作为儒学正统文化的补充——一种亚文化纳入儒学文化体系之中。但愈到后来，由于博弈文化的游戏旨趣降低，而投机、博彩成分加重，既远离传统的“六艺”范畴，也不合于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与儒学文化的根本精神相悖离的倾向亦愈益明显，延至晚近便与正统文化完全分道扬镳，成为游乐功能与文化品位俱无的市井俗物。作者试图以赌博为例，揭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间趋同与离异的轨迹，为丰富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提供了一个范例。骗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学界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艳国撰文探讨了骗子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骗行方式的体相是：骗行虽然有个体行为，但以群体行为为主。由于这一群体角色的灰色性，及历史资料的限制，研究难度较大，深入探讨骗子行为方式的形态、原则、精神、文化等层面，还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婚姻文化、生育文化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探讨了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迁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婚姻观念变革的广泛性与深刻性、冲突性、偏激性，如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离婚，寡妇再嫁自由和同姓结婚自由，探讨了“将来的婚姻”、“婚仪问题”、“独身问题”、“废婚问题”、“征婚问题”、“订婚问题”、“试验婚姻”等等。各种观念间激烈交锋和争鸣，其中“独身主义”和“废除婚制”颇为偏激。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的文章主要从婚姻礼仪的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婚俗的变化，总结出民国时期的婚俗呈现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特点。湖北大学钟年通过对湖北省一些实行婚后从妻居地区的调查，发现了从妻居模式与从夫居模式不同的生育文化观念，即从妻居地区的人们大多不愿多生，也基本上做到了生儿生女一个样。从妻居模式对文化的其他一些层面也产生了影响，在继续发挥其养老功能的同时，也起到了改善家庭内部关系、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钧分析了地理环境对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影响，认为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与之密切依存的经济生活决定了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巴蜀、荆楚、吴越三大饮食文化区。近代以来，长江饮食文化与西方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给长江流域各地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文化形态上完成了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此外，深圳大学游建西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影戏文化，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人文化，广东社会科学院叶显恩考察了华侨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推进。
四川大学李德英分析了大众文化及大众生活的载体——近代城市公园，以此为例，透视了城市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地位及作用，揭示了公园从市民休闲娱乐场所到社会教化工具进而渗透到政治领域的轨迹，为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