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2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严昌洪 彭南生 查看：
三 宗族、家庭与人口
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的清末民初时期家族形态的变异，认为由于社会和家族内在的变革力量的冲击，家族组织在传统的祠堂族长型、族老型之外，出现了族会、同宗会、族公会及自治会等类型，它是沿着传统家族形式——族会、同宗会和传统家族形式混合体——宗亲会和传统家族形式混合体的轨迹演变的。族会是古来所没有的崭新组织形式；同宗会似乎脱胎于传统的联宗续谱，但实际也是新的形式。所以20世纪上半叶家族组织出现了新旧交呈的状态，既不是旧事物，也不是新事物，是从传统的宗法性族长制家族向近现代民主的一定程度上忽视男性血缘系统的家族（如男女血亲混合家族、宗亲会）转化的过渡形态，是转变、变异中的形态，而不是某种定型的形态。不过在讨论中学者们也指出，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家族形态，不能只看家族组织的章程，更应注意分析其具体操作层面。
南开大学常建华撰文分析了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形态，以汪氏为例考察了明代以前的祠庙祭祖问题。作者发现，建祠不只是为了祭祖，而是着眼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宋元时期宗族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落，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因此，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长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宋元祭祖变化趋势的继续。
南京农业大学吴滔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考察了清代江南地区宗族赈济行为。其研究表明，宗族性赈济作为一种资源能否成功地发挥作用，取决于其持久度和强度。聚族而居能够极大地加强宗族内部联系，同时也弥补了其与建立在传统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区赈济之间的裂痕。苏州大学徐茂明分析了明清江南宗族组织的地域特征，大规模同财共产、累世聚居的宗族较为少见，血亲关系较为淡漠，更加注重契约型的人际关系。因此，江南宗族组织绝大多数是缙绅所创，不仅是血缘群体，同时也是政府统治下的基层组织，最基本的社区单位。中南民族学院孙秋云的文章以鄂西土家地区为个案分析了土家族宗族组织的历史变迁。
人口压力是清中叶以来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黄长义探讨了人口危机所导致的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如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流民数量激剧增加，经济增长日趋“过密化”，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劳动阶层的贫困化等等。苏州大学吴建华的论文分析了清代江南人口压力与住房的关系，即由于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而带来的人口压力的日益加大，清代江南的人口住房关系发生了变动，造成人均房屋居住面积缩小，居住拥挤，促动农村大规模建房，村庄稠密度加大，改变了农村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进而影响到家庭关系和行业结构的变动。
四 社会意识、大众文化
如果说所谓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属于一种主流文化，为少数人所支配的话，那么社会意识，大众文化则是一种主体文化，为多数人所共享。精英文化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和大众文化。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已从探讨历史伟人的思想转向一般社会意识的分析，从精英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考察，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观念演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其观察角度之新、研究范围之宽、运用材料之广都是过去历届学术讨论会难以比拟的，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专文，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华中师范大学吴琦探讨了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问题，认为晚明“异端”思想体系本身蕴含着巨大社会化潜质和功能，采取独特的方式和途径走入社会。新义利观、理欲观、平等观念、自由观念等通过平民教育渗入社会，转化为一种社会意识，对晚明商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促使晚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天津师范大学汪兵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不同起源的分析，揭示中国人独特的公私观——“共”——的成因及演变趋势。认为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个体私有制，而是一种血缘群体私有制，群体共生方式孕生了中国人独特的公私观“共”，——一种血缘群体共有观，其核心既非“公”，亦非“私”，是一种共存共荣的生存观。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池贤撰文讨论了民国时期贤妻良母的演变，即从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传统观念到家庭与社会角色兼顾的新女性观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侧面理解民国时期的妇女问题。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分析了近代国人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型，即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的转变，认为这种转型是文化上由放射型、输出型向吸纳型、输入型的转变。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一转变应予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