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家对社会的扶植、限制及其影响(7)

        民间商人团体数量的减少还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这些商人团体能够继续保持原有市民社会团体的独立自治特征，并仍然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地发挥制衡国家的作用，其后果将不会有多么严重，至多只是使市民社会的发展遭受暂时的挫折。问题在于，这些保留下来的商人团体，也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自治的市民社会特征, 在许多方面都直接受到国民党政府监督和控制。上海总商会原本是市民社会特征最为突出的商人团体，影响也最为显著，此次整顿后虽然于1930 年6月21日成立了一个新的上海市商会，但却与原来的上海总商会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在新上海市商会的成立大会上，原总商会成员所占代表名额不及三分之一，而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听从其指挥的王延松、骆清华等一批人，并非真正代表上海的工商界，却在国民党的有意安排下得以把持了上海商会的领导权。由这样一批人控制的上海市商会，自然不可能保持原来上海总商会那样的独立自主性及其显著影响，更谈不上具有市民社会的特征，而只会成为在许多方面迎合国民党当局的附庸。

        不仅如此，其他地区的民间商人团体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其结果可以说与上海的商人团体大同小异，丧失了原有的市民社会特征。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民间商人团体的整顿，并不限于上海一地，而是在全国范围普遍进行，甚至连海外华商组织的中华商会也不例外。因此，整个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摧残下，从此都陷于一蹶不振的处境。

        1930年，国民党政府还曾下令取消商民协会，规定工商各业均统一隶属于工商业同业公会与商会的组织之下。而同业公会与商会则均须按照国民党政府旨意进行整顿后重新组建。到1933年6月底，全国21个省市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备案的工商同业公会共计4185个。商会经过整顿后数量较前大为减少，据全国商会联合会1930年10月报告的国内外商会数, 国内共有2246个，国外的中华商会也有50个。整顿之后的商会数，截至1933年8月底, 国内正式向实业部备案的仅407个，海外的中华商会23个，暂准备案的，国内商会为173个，海外23个。与整顿以前的商会数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二还多。

        与此同时，国民党为实施“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还竭力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1930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又发布了“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严格规定任何民间团体必须“接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遵守国家法律，服从政府命令”。另还对民间团体的集会也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除例会外吗，各项会议，须得当地高级党部及主管官署之许可，方可召集”。于是，从表面上看在此之后虽然还存在着一部分民间团体， 但实际上其言论和行动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钳制，根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许多方面发挥民间团体制衡政府的作用，而只能受政府的控驭，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极为有限的活动，稍有逾越即会遭到镇压。例如1930年7月间全国商会联合会曾两次呈请举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一度获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准允，但国民党中央党部却从中干涉，借口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要求与“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不符，强行将工商部批准原案也予撤消，使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大会陷于流产。在此之后，有些地区的商人也曾一度作出有限的抗议，但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之下未能获得明显的效果。例如1931年12月上海各业公会曾联名发表《对于上海市商会问题重要宣言》，公开抨击上海市商会自1929年以后被国民党庇护的“独裁余孽之少数无赖商蠹盘踞”，“把持商运，包办选举，强奸会员意志，阿谀宁府权要，勾结党棍，排斥异己。”并宣告“以后对于上海市商会之接收与改组，倘未经我各业公会代表大会合法议决之许可，以任何之名义与行动, 概予绝对否认”。这篇宣言的言词颇为激烈，不仅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市商会,而且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此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无法公开见诸报端，并招致镇压。上海各业公会代表联席会议曾于1931年被军警强行解散，即是缘于这一原因。随后各业公会又曾散发《告各界人士书》，控告国民党当局“摧残我民主精神，剥夺我民权自由”，但仍然只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更深忌恨和进一步的镇压，难以像以往那样达到制约政府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采取强制手段对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并对保存下来的民间团体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使这些团体大都丧失了原有的市民社会特征。因此，近代中国自清末萌生发展而形成的市民社会雏形，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可以说已遭到国家的强制性扼杀。如同一位深入研究过江浙财阀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美国学者就上海的情况所说的那样：“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年是一个灾难。……他们在1927年以前十年中在上海所享有不受政治控制的局面，因近似‘恐怖的统治’而突然结束了。”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当时尚未发展到能够真正抵御国家强制扼杀的程度，只能步步退缩而最终遭致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