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家对社会的扶植、限制及其影响(6)
辛亥革命网 2011-05-07 00:00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朱英 查看：
12月中旬，各省商会联合大会在沪如期举行。由于这次会议事关商会的存亡绝续，不仅各省商会非常关注，共有100余名代表出席，且连国民党当局也甚为重视，对商会的动向予以严密戒备，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等一批国民党要员都曾亲临会场。蒋介石还亲自训话，要求商会放弃独立自主的活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上海总商会领导人冯少山却在发言中对国民党政府试图以御用的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阴谋，进行了含沙射影的反击。其间，上海总商会还提出议案，阐明“商民不能过问捐税，则中饱无从剔除”，要求将捐税“统交商会保管”，其与国民党政府的设想完全相左。另外，大会发表的宣言，也仍号召“商人积极参预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这显然又是针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继续宣传“全民政治”，维护商会的合法独立地位。
在上述第一阶段有关商会存废问题的争论中，一方面由于商会的抵制，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高层之间对于是否撤除商会的意见不一致，未能制定统一的政策。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使得这一时期的商会尚得以保存。特别是1928年8 月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颁布修订后的新《商会法》及《商会法实施细则》，又从法律上肯定了商会的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看第一阶段的争论以商会的获胜而暂告结束。但是，这一局面并未能维持多久。
在此期间, 上海总商会仍积极为商界请命, 干预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政策, 并要求参预政治。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宣布将已经决定的裁厘日期推延，并对16种产品征收特种消费税。上海总商会旋即邀请所属各团体集议讨论，认为此举系变相征收厘税，坚决表示反对。接着，以上海总商会暨80多个工商团体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表明其态度；另又发表《反对特种消费税宣言》，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强行征收特种消费税这一“恶税”，系“压迫民族，阻害民生, 剥夺民权”的行径，坚持表示要“誓死力争”。1928年10月，上海总商会还曾要求国民党政府批准全国商会联合会选派 5 名代表，列席立法院会议并阐述工商界的意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对总商会的这一要求加以指责和警告，总商会则声称党部无权管辖商会，并反唇相讥上海市党部“罔法灭理, 藉党专政”。
上海总商会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及其行动，自然为实行集权统治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所不容。因此，在 1929 年 3 月 15 日至 28 日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陈德征、潘公展再次提出废除商会。由于商会与其他工商团体的强烈反对，加之国民党内部宁桂集团的冲突导致“三大”会议中断，废除各级商会的议案未在这次会上通过。但是，国民党上海当局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在当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第17次常会上，议决呈请国民党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不久，国民党政府即以“把持商运, 破坏革命”的罪名，下令通缉会长冯少山和总商会常务委员石芝坤。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还通过了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组织案，并成立了一个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由商整会负责登记商会及商民协会会员，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组织程序。在商整会成立会上，国民党的一批要员，包括上海市长张群等人均亲自出席，各工商团体的代表则以“属员”的身份参加，接受训导。
此次所谓整理上海商人团体，是国民党当局赤裸裸的专制独裁方式，用另一手法强使民间商人团体尤其是商会接受其控制的花招。整理委员会虽有虞洽卿等商董参加，但完全系国民党一手操纵，由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市党部严密监控，整理过程也“依法令之规定，应受主管行政官厅之监督”，每月都必须将有关进展情况呈报国民党中央及其所在地的高级党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另行颁布的上海商会改组条例，更是明确规定整理之后新成立的商会，必须“服从当地国民党的指示和命令，并受当地执政机构管辖”。类似的情况，在清末和民初都是不曾有过的。
经过这次历时一年多的强行整顿，上海总商会以及其他民间工商团体都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沉重打击。此前，上海的商人团体共有257个，其中隶属总商会者77个，隶属南市商会(即县商会)者32个，隶属闸北商会者3个，隶属商民协会者71个，未隶属上述各系统的商人团体有56个，另还有国货联合团体和商人同乡团体18个。整理之后，获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团体仅为170个，其余均被撤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