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3)

　　由于西方历史文化的背景，吐伊曲尔牧师自然侧重于追寻上帝召唤的声音，而已有基督信仰的容闳内心产生对于相关经文的回应亦属可以理解。但从耶鲁藏档的相关函件与1854级赠言簿来考察，对于容闳而言，对于故乡与亲人（特别是母亲）的思念，以及海外赤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似乎是促使容闳毅然回归的更重要的驱动力。因为基督教教义中的救赎一词自有其特定含义，主要是指对于人的灵魂的挽救（赎罪），与报效国家、孝敬父母等中国传统世俗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容闳实际上是以东方的诠释附会了《圣经》的话语。

　　我认为，应该从当时一般旅美华人的心态来增进对容闳去留取向的理解。在19世纪50年代，检运美国各地侨胞遗骸回归故土事务，改由原籍各邑善堂负责，如南海福荫堂创立于咸丰五年（1855），番禺昌后堂创建于咸丰八年（1858），顺德行安堂亦创立于此年，各堂检运工作大约是每10年进行一次。兹以咸丰五年《代同邑故友倡捐运柩回粤小引》一文为例，内称：“中怀不得已之情，有梦空回故里；外迫无如何之势，频年久滞他邦。⋯⋯如斯不遂初心，早丧诚然可悯；似此皆由正道，捐生实属堪悲。”“只因遗体未附祖茔，是以羁魄难绵血食；从此望乡台上，恒多无主孤魂。泣红亭边，不少寻亲孝女，独恨茫茫江水，难寻一苇之航；叠叠云山，焉得双轮可御？泣旅魂于塞上骷髅，望眼欲穿；留怨魄于天边骨肉，亲情尽断。伏望同里大义，共举良图，能归白骨于故乡，用妥生灵于逆旅。”[6]（P250）此外，1883年10月13日三藩市《华西申报》还刊有南海戴鸿惠撰写的《劝归联（并序）》，联语有：“这一条路远八千，岂堪久住番邦，候补此方土地；有几何人生七十，若不早还故里，依靠哪个乡亲？⋯⋯岂止十万众出洋，纵使富或有人，到底抱恨终天；至多五六成返里，与其魂羁异域，无如早日回头。”[6]（P291）这些质朴话语都感人至深。

　　对于这些历史陈迹，我还有亲身体验。1998年7月，我与妻子、女儿前往美国西部开发的一处历史遗址——爱达荷城考察。这里依然保持着19世纪中叶古色古香的风貌，据工作人员介绍，19世纪60年代初只有12人进入此处深山老林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2万余人的繁荣市镇，其中华人占多数，爱尔兰人居其次。市镇西北角小山上有先驱者坟场，文献记载有3000多人安葬于此，现时尚能辨认碑文的墓穴尚有300余座。当地人没有忘记华人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功勋，在茂密的苍松翠柏中保留着华人墓地。但墓中已无任何尸骨，因为全部被同乡陆续检拾运回故土。我们凭吊时已近薄暮，残阳如血，松涛汹涌，游人尽已散去，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伫立在这空空荡荡的墓地之前。不觉又复吟那篇感人至深的《小引》：“闻解缆，则父母牵衣；说扬帆，则妻儿陨涕，嘱子千言保重，怜夫万种叮咛。含悲不使亲知，毅然就道；忍泪不为妻堕，强以扬鞭。险逾鳄浪鲸波，自慰劳中有逸；危历狐丘熊馆，爰思富或由勤。踏残朔雪严霜，冒尽蛮烟瘴雨。贸易则劳心会计，采金则竭力晨昏。”[7]（362-363）读时内心为之震撼不已。众多死者，尸骨检运者乃至这篇至情文字的作者，全都失落了自己的名字！还有谁能为我们讲述这些离乡背井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也幸亏这位佚名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使我们对于“落叶归根”这四个字有了更为深沉的感悟。

　　“落叶归根”可以说是早期旅美华人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容闳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与生活境况虽然不同于为数众多的华工与商贩，但他同样是出身于珠江三角洲的旧式农村，因而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农业宗法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只不过由于已经接受系统的西方正规教育，他的“落叶归根”情结因而具有回报国家与社会等新的内涵。所以他1854年首次回归便剃胡易服，补习汉语并攻读中国经典，可谓初步实现文化回归。及至1863年接受曾国藩聘请，便全力参与江南制造局的筹建。

　　1864年春，容闳奉命购买机器而重返美国，并在毕业10年以后回到耶鲁参与同班校友的热情聚会。其时适逢南北战争，容闳把美国视为第二祖国，曾经打算服半年义务兵役，“以表忠爱美国之诚也”。但这无非是由于订购机器尚需6个月后才能出厂，利用这个空当回报美国社会培育之恩情，决非谋求在美国图谋安身立命之所。

　　创办江南制造局乃容闳实现报效国家的“一种应经之阶段”，推动留美教育才是他“日夕怀思”的计划中心。1879年冬，容闳被任命为留学事务监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准备，于1872年夏末率领第一批学生30人再次赴美。最后一批学生于1875年秋天抵美，不久容闳忽奉命任驻美公使，但仍兼监督继续管理留美学生，直至1878年才结束监督事务全部转入使馆工作。1881年120名留美学生奉命全部返国，容闳亦以出使任满而回国述职。从1875年到1881年，容闳又在美国居住6年之久，但完全是以中国官员身份为自己的政府工作。除做好管理留美学生的本职工作并督促他们学习中文经典外，而且还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李太白诗集》乃至《三国演义》等中国书籍。由于已赠书目业已遗失，这仅仅是他为耶鲁赠书的一小部分。在1878年5月3日给卫三畏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将继续赠送全套《皇朝历史》（Dynastic Histories，疑指十七史或二十二史之类），以及一套《大清一统舆图》。

　　由此可见，在这6年中容闳的所作所为都在恪尽中国政府官员的职责（包括教育与外交两方面），其对祖国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在致力于促进西学东渐以外，还热心推动东学（至少是中学）西渐。

　　容闳回国述职以后，由于美籍妻子病重，遂急忙于1883年春赶回探视。1886年6月爱妻病故，留有二子，容闳“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3]（P171）。中年丧妻，加以留美教育计划又“横被摧残”，他自称“为余生最不幸时期”，但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中国的盛衰安危，尽管他已不再具有中国政府官员身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邀请容闳重返祖国并入其幕府。容闳毅然就道，宁可把幼子交给吐依曲尔夫妇代为照管。但1895年回到上海时，中国已经战败并签订屈辱和约，容闳有关自强新政的建议也未得到张之洞采纳。幸好他有关在北京创建国家银行的策划得到主管财政的翁同和、张荫桓等人的赞赏与支持；但尚未正式着手就遭到盛宣怀的阻挠与破坏，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计划亦告搁浅。容闳深知非改革政治体制并全国推行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遂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及至政变失败，容闳亦有涉案嫌疑“，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但并未停止谋求维新的政治活动，俨然成为维新人士的精神领袖之一。继而又迁居香港，“请英人保护”，但因无可作为，两年以后再次返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