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后看同盟会

　　1905年，对世界对中国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正如列宁所说：“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1]同盟会的成立，就是这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在中国的重要发端。

　　但是，同盟会的成立，其重要性并非从一开始就被世人、国人所认知。在一连串国际、国内重大事变的遮掩下，同盟会的成立当时在国内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尽管参与创立盛典的东京中国留学生界是那样慷慨激昂。

　　因此，我们需要在百年以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且进一步给以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

　　一、组党———孙中山举步维艰

　　庚子、辛丑以后，随着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同时激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组织一个能够整合全国革命力量的先进政党，不仅在客观上成为最迫切的需求，而且在主观上已成为许多革命志士的共识。

　　孙中山在1903年《致黄宗仰函》中已经指出：“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因此，亟需“招集同志，合成大团”[2]。但当时孙中山的处境甚为困难，曾经起过革命先驱作用1的兴中会，由于带有狭隘地域性，而成员又多为海外华人与会党，所以很难成为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真正核心。加以由于广州、惠州两次起义的先后失败，会内重要骨干相继牺牲而内部又陷于分裂，所以孙中山更加决意营造新党。据冯自由回忆：从1900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结识留学界人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3]。

　　孙中山有重组新党之心却乏重组新党之力。

　　首先是在海外面临保皇党的严重阻碍与破坏。檀香山的华人大半被骗入保皇会，原有的兴中会几乎全军覆没。横滨的兴中会员，也由于康、梁的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中山只有与少数坚定同志另设中和堂对抗”，但“其势甚微”[4]。他如香港、台湾、越南、南非等地的兴中会也都零落不堪。

　　在北美也是保皇党的声势甚隆。1903年《爱达荷政治家》（The Idaho statemen）报发布新闻：“梁启超，著名的中国革新家，今晚将从Pacatello到达，并受Boise华人高度关注。”“这位革新家正在作山地旅行，访问华人数字不等之各地，其目的是劝说他们支持革新运动并募捐。”“梁启超将在火车站受到哥伦比亚乐队欢迎，并按礼仪护送至爱达荷街的中国寺庙，那里将举办盛宴款待。他在那里将受隆重礼遇，其同胞给以很高评价。”8月24日《省会晚报》（The Evening Capital News）报道：“梁启超，中国著名学者，在维新党中处于显要地位，试图废黜太后，将访问本市。他由Pow Chee陪同，他也是中国重要改革者，认为排除太后十分有助。”另外据《爱达荷往昔》（Idaho yesterday）记述：“两位来访者都有语言造诣，说英语、法语与其本国语言一样方便。他们访问不同美国城市，以完善其维新组织，已有数百万会员。梁先生在波伊西受到同胞的热忱接待，还访问了前街（Front Street）的华商与中国砖石结构的庙宇。他说几乎全部在美华人都属于保皇党。在中国庙宇向华人发表讲演后，梁先生在龙瑞公司（Long Suey Company）饮茶，他说波伊西是他访问过的城市中最有魅力者之一。……访问美国4个半月以后，梁及其秘书Pow Chee对于这个国家华人的生存条件均有良好印象。两个都穿美国服装，颇为风度翩翩。”[5]美国西部地方报纸的新闻，与《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相关记述相符。如：“（阴历七月）十二日，先生至砵（钵）仑，砵仑属柯利根省，有华人约五千，保皇会最盛，为西北部诸市总镇。先生到后，会中特召各市代表开会，与会者二十余市，一时称极盛。”“（阴历）八月初五日，先生由钵仑往旧金山。其地华人有二万七八千之多，保皇会成立最早，注籍会员者约万人。先生到时，会员人以军乐欢迎，盛况过于纽约。”“（阴历）九月初五日，先生由旧金山往沙加鱼图。其地华人约六七百人，保皇会新成，先生留三日返。初十日至罗省卜技利。其地有华人四千余，保皇会已经成立数年，至是大加扩张，各埠欢迎先生之盛，以此地为最。先生未到时，市会长便预备行市民欢迎之典，以马兵一队、军乐一队迎于车站。先生到后，市会长陪先生绕行全市一周，沿途西人观者如堵，都拍掌挥巾致敬。当时会中以无广大演说场，特赶建牌楼一座于街心，以供演说之用。” [6]可见梁启超在北美所至之处是何等声望，何等风光！

　　相形之下，孙中山在北美的活动却事倍功半，收效欠佳。

　　孙中山在美国的革命宣传，主要是靠黄三德等洪门人士的支持。致公堂虽然仗义相助，但在商学等界影响甚微。如1904年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借长老会正道会所开救国会议，演讲革命主义并推销革命军需债券，许诺“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权利。”但虽经多方劝说，仅得美金2700余元，而“正式宣誓入会者仅邝华汰一人。” [7]311孙中山在黄三德亲自陪同下，以推行“全美会员总注册”名义，前往各地宣传。但在发展洪门会员和“借此收集巨款”两方面，都很难收到预期效果，顶多只能说是稍抑康、梁气焰而已。[7]312-322

　　经过此番实践，孙中山在1904年冬已经认识到：“徒籍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8]大事也。”于是遂有欧洲之行，希望与“中原士大夫”加强联络，寻求新的革命原动力。从1904年年底到1905年6月，孙中山在欧洲活动将近半年。在此期间，虽然先后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建立与兴中会有所区别的新的革命团体，并吸收朱和中、贺子才、魏宸组、史青、胡秉柯、周泽春、汤芗铭等知识精英参加。但终因人数既少而又分散，加以又多学理工专业，学业比较繁重，所以孙中山也只能以“各应努力向学，成为他日建设之人才”相期许。[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