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后看同盟会(2)

　　二、建会———在日本水到渠成

　　据云孙中山在布鲁塞尔时曾对贺子才等留欧学生说：“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虽然是出诸当事人晚年回忆，但我宁可相信真有其事。

　　因为孙中山早在1903年7月自河内经西贡、暹罗到达横滨，在日本逗留50天期间，已经与若干因《苏报》案避祸来日的上海爱国学社成员结识，特别是与“乌目山僧”黄宗仰成为亲密好友。而经过“拒法”、“拒俄”、“苏报”案三次斗争，上海及其所依托的江浙，已经成为20世纪初年国内革命思潮最为重要的策源地。孙中山与上海地区知识精英的结交，对于同盟会的成立与革命进入快车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孙中山以后所回忆的那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囚租界领域，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从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10]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孙中山对于章、邹等及《革命军》的情有独钟并非事后诸葛亮式的追述，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1903年10月，孙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并“大击保皇毒焰”，发表《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等政论文章，其用语如“康怪”、“梁酋”、“客帝”、“禽兽不若”等等，都明显受到章、邹影响。1904年4月到美国后，孙中山又在致公堂与《中西日报》协助下，刊印《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侨胞，扩大革命思潮的影响。他满心期望“在沪同志亦邀作声援”，同时又在海外旗帜鲜明地谴责保皇党对《苏报》“落井下石”。这就说明两者之间不仅已有思想、感情的合拍，而且还有斗争实践中的配合[11]。

　　但孙中山与江浙知识精英结交的最大收获，还是赢得他们对于自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认。章士钊在1903年秋天，据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为中山作传，《孙逸仙》向海内外广为介绍，其自序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之北辰。”而一向自视甚高的章太炎在狱中为此书题词：“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已把孙中山与刘邦、郑成功、洪秀全相提并论，而且等之为“民辟”，可见推重之深，期许之切[12]。与此同时，黄宗仰《饯中山》一诗，也以“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居。此取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尊新都”等豪语壮语，其寓意已不言自明。所有这些都为孙中山1905年来日建立同盟会做了有益的铺垫。

　　及至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东京已经成为中国倾向革命的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东京一些进步刊物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原来就是爱国学社和浙省大学堂（原求是书院）学潮中经过磨炼的先进分子，如江苏的柳亚子、黄宗仰，《浙江潮》的孙翼中等，而作为《民报》前身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创办人田桐、宋教仁、陈天华等，其背景则是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两潮知识精英。他们把国内进步师生的反抗精神带到留日学生界，促进了留学生革命思想的蓬勃发展，并且始终与国内的同道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就为孙中山的组建新党提供相当丰沛的政治资源，因而与在北美华人社区备受冷落，而在欧洲中国少数留学生中只能获得零星支持，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但是，当时东京的留学生界存在省界区隔与山头林立的严重缺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洞庭波》等等刊名即其明显的表征，而“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之类口号则普遍流行。不过，在孙中山重返东京以前，留学生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这一重要问题。如《浙江潮》发表《破省界》时评，痛陈狭隘地域观念的严重危害，主张由各省杰出人士组建“中国本部统一会”，作为推动全国革新的“中央机关”。湖北留学生编辑的《汉声》杂志也倡言：“由小群而进为大群，此今强国之所以优胜也。”并且主张：“由此而联为一最大之团体。”此“最大之团体”似乎就是指曾在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5期刊登过书刊广告的“大湖南北同盟会”。以同盟会作为政治社团名称显然是受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898年由宪政本党创建的“反对增租同盟会”，1900年犬养毅等创建的“国民同盟会”，而后者对中国革命志士的影响更大。该会编纂的《国民同盟会始末》，曾由上海通志学社于1903年5月出版袁毓麟的中文译本。因此，同盟会的名称在进步知识界不胫而走，如邹容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陈独秀发起的“安徽爱国会”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创立“国民同盟会”，江苏殷次伊也创设“中国教学同盟”，等等。

　　革命需要新型的统一政党，而这个政党有可能命名为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同盟会，似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有句老话：万事俱备，只缺东风。对于即将建立的同盟会而言，缺的就是一个能够为多数革命志士拥戴的领袖。就1905年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而言，当时无论是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光复会的秋瑾、徐锡麟，乃至湖北科学补习所及其他省区若干革命小团体的头面人物，都还不足以作为革命领袖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

　　正如早先的宗教一样，教主寻找信众，信众选择教主。孙中山翩然而至日本，仿佛偶然，实乃必然。这不是奇妙的巧合，而是历史的选择。因为在东京的先进中国人当中，惟独孙中山主张并实践革命最早，而这就成为他在群雄并立之中脱颖而出的优势之一。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长者或资深者本身就是某种赢得尊敬的资源。这不仅因为他的年龄长于黄兴、宋教仁等人，而且更由于他已经策动乙未、庚子两次起义，而且还借助于伦敦蒙难以后的正确抗争与媒体支持，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并提高了在进步知识界的声望。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既有宣传鼓动的经验，又有组织建设的经验；既有武装起义的经验，又有思想斗争的经验；既有联络会党的经验，又有发动学界的经验。欧洲之行虽然收获不算很大，但是却可以看作是建立新党的试点，他已经初步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16字纲领的号召力与凝聚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自己正掀起的国民革命洪流。

　　领袖应该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胸襟更为开阔，气度更为恢宏。孙中山是当时对于世界和时代了解最多的革命者，也是掌握新知识（特别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最多的革命者，因此只有他最适合充当这场新型国民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再则，领导者的优良品格不仅是内在的潜质，而且表现为外在的人格魅力、轩昂气度与发诸自然的亲和力，孙中山在形象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总之，当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渴望革命、渴望建党、渴望领袖的东京进步留学生群体面前的时候，他们迅速选择孙中山，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我的感觉是，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建立实乃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