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5)

      商总联会与全国各界的隔空喊话，对促使北京政府派员调查并交涉五卅惨案产生了一定作用。6月1日，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率先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迅速展开交涉，“陷日西捕枪杀演讲华人，全市悲愤，东日罢市，又杀数人，巨变在即，盼速交涉，并派专员来沪。”[29]其后，其他商联会多次致电政府，敦请派遣专使赴沪。在各界函电催促下，江苏省于6月3日派出南京交涉员廖恩涛、教育厅长蒋维乔、实业厅长徐兰墅、教育厅科员周冕英等四人为沪案专员赴沪调查。6月4日，北京政府秘书处致电上海总商会并转各路商界联合会，告知政府已委派蔡廷干、曾宗鉴“驰往查办”。同日，外交部为指派蔡、曾为沪案专使电复江苏特派驻沪交涉公署：

　　迭据沪上各团体电请严惩交涉，派员赴沪，查此案伤毙多人，政府至为重视，一日即向使团提出严重抗议，……现奉执政府特派蔡督办廷干、本部曾次长宗鉴，克日赴沪调查，仰将以上办理情形，迅转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银行公会、南洋、同济、复旦、持志、大同各大学校长[30]。

　　6月10日，驻京公使团委派英、法、美、比、意、日六国驻华使馆参赞组成六国委员会赴沪展开调查并办理此案。6月16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蔡廷干、曾宗鉴、郑谦、虞洽卿为沪案谈判委员，五卅惨案进入正式交涉阶段。可以说，正是在商总联会、各路商联会与全国各界的千呼万唤下，北京政府才派出专员并组成代表团与六国委员会展开正式谈判。

　　但是，隔空喊话的深层意蕴更在于表达商界的政治诉求。6月3日晚，南市“北城”、“东北城”、“民国路”、“十五铺”、“沪南东区”、“邑庙豫园”等商联会率先提出较为完整的交涉条件，即“（一）惩办枪杀学生工人之凶手；（二）释放被捕学生工人；（三）永远取缔码头捐及印刷附律交易所领照；（四）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五）赔偿肇事后华人一切损失；（六）向中国政府道歉；（七）不准越界筑路，如已筑之路应归还华官无条件接收。”[31]6月5日，四马路商联会提出三项八条交涉条件：“（甲）（1）工部局董事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资格及额数，依照西人纳税之规定；（2）收回公廨。（乙）（1）惩凶；（2）送回被捕人至交涉公署；（3）道歉。（丙）（1）撤销印刷附律提案；（2）撤销码头捐提案；（3）撤销交易所注册提案。”[32]其后，各路商联会纷纷加以补充和完善。这些诉求迅速以函电形式提交给北京政府，向中外各界清晰地传达了上海中、下层商人对五卅惨案的愤怒情绪，表现了商人维护国家主权、反抗英租界当局的意志与决心。函电除敦促政府迅速展开交涉外，还提出了商界对于解决五卅惨案的直接诉求和间接诉求。直接诉求表现为惩凶、赔偿、道歉等方面，间接诉求则集中体现为要求废除租界制度下存在的华洋不平等待遇。这些诉求最终与工界、学界一道汇聚成十三条正式交涉条件：

　　（1）惩凶；（2）赔偿；（3）道歉；（4）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5）华人在租界在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6）优待工人；（7）分配高级巡捕，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8）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9）制止越界筑路；（10）会审公廨，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11）工部局投票案；（12）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13）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33]。

　　上述十三条中，第1至4条是因为五卅惨案直接引发，第5至13条则是租界华商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反映了商总联会及各路商联会所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的政治愿望。在北京政府的弱势外交下，中、下层商人的诉求虽然无法通过五卅运动而完全实现，但隔空喊话却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表达。

　　三、善后：济工与恤难

　　在公共租界罢市前，学生、工人已先行罢课、罢工。据估计，卷入罢工的工人达20余万，如何维持罢工、罢课的工人与学生最基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成为运动组织者最棘手的问题，也是五卅运动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商总联会、商联会一方面发动广大中、下层商人以罢市声援工人、学生，一方面呼吁并组织商人捐助款项，济工恤难，以善其后。

　　其实，法租界、华界内的部分马路商联会早就主张将开市收入全数捐给罢工学生、工人维持生活，坚持斗争。在6月3日上午南阳桥商联会紧急会议上，已有会员提出“由各会员担任经费实力救助”[34]，但未形成决议。沪西九路商联会也于6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本路各商家筹集巨资，以为补助劳工之预备”[35]。6月5日，法租界商联会通过了由“各商号集款辅助工人”的决议案[36]。6月6日，胡家桥商联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组织援助休业苦工临时募金队，推定张瑞章、滕致祥、林有辉等八人分赴各工商厂栈劝募，当由董鲤庭、金仲谦、周兆熊、何其昌、黄洞庭及各商号等捐助大洋一百二十余元”，这是商联会实际捐助款项、接济罢工工人行动的开始。同日，商总联会致函总商会、纳税华人会、各交易所，筹募济工基金，“务请解囊慨允，合力进行”[37]。这一时期，商界的捐款行动尚处在酝酿与筹划阶段。

　　但是，工商学界的三罢斗争不仅没有使五卅惨案很快得到公正处理，相反，五卅后英租界当局继续对坚持三罢斗争的工人、学生、店员加以镇压，伤亡者不断增加。这不但激起了商界更大的政治热情，而且也使他们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为使工人、学生坚持下去，商总联会、商联会掀起了捐款高潮。6月7日，南京路、福建路两商联会联席会员大会专门讨论了捐款问题，决定“请各商号量力捐输，由会汇解工学商联席会，以救燃眉，当时在席者，均纷纷认捐，如南京路王才运君、时新昌各100元，同新祥同人80元，福建路邬志豪、周韶笙各100元，其余数十元至数元不等，计数颇巨。并有邓中兴五金号邓锦初君首先商好伙友认捐办法，抽薪水之二成为捐款，邓君自捐50元外，该号本支各店计伙友36人，共捐出洋116.8元。到会商号，颇多赞同。”[38]华界南区、沪南六路、沪南东区、东北城、肇嘉路、民国路、邑庙豫园、北城等商联会“议决由各团体自行募捐，援助学生会”[39]。6月8日，闸北商联会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募捐问题，“请到会者先行自认，再行推出委员若干人，分向各路商号劝募，……当场认定者计洋一百数十元，并推出王理卿、朱兆圻为会计，李广珍、孙启英、萧哲明、程滋生、何振瀚、程鸿发、沈以敬、张亚帨、徐友仁、盛同元、王泽民、陆宝书为募捐委员。”[40]其它各路商联会亦纷纷召集职员会或会员大会，动员商店捐款，积腋成裘。据不完全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四川路、南京路、法租界等26个马路商联会共捐款大洋28809元、小洋7114角、铜元78910文。详情如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