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趋向的历史思考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研究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哲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各个领域都围绕着文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所谓“文化热”的出现，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乃是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现的逻辑结果。

　　一、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先后承续、连绵不绝的历史过程。讨论当前的文化发展趋向，首先得从历史的回顾作起，看一看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从一个独立国家逐步变成了半独立国家，中国社会从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经历了109年时间。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方面，中国国内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阶级构成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另一方面，许多在文化类型上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同中国发生了尖锐的对抗。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化领域，便造成了在文化问题上激烈的冲突和论争，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等等。有人归纳说，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是在“古、今、中、外”四个字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

　　当时，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有一系列的问题：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对待西方的外来文化？其中一个最为严峻也最为实际的问题是：面对着利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侵略、压迫、凌辱中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吸取他们的先进的文化？捍卫祖国独立和尊严同学习西方二者是根本对立的，还是可以统一的？

　　在上面这些问题上，近代社会长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文化复古主义，一种是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曾经极大地对近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一部分人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坚决拒绝、一概排斥的态度，认为对西方文化的任何吸取都是极端有害的。当然，持这种态度的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的是政治上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敌视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是“用夷变夏”，会造成封建统治的灭顶之灾。有的是一些具有朴素爱国思想但对外国侵略者缺乏理性认识的下层群众，他们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走向盲目排外，为了对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国传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些人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才是尽善尽美的，这是中国的“国粹”，是“一国精神之所寄”，“为立国之根本源泉”，“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不仅如此，他们还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远较欧洲现代文明优良，只有孔子和儒学方可救济欧洲，支配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如果把上面的主张称作文化复古主义，那末，与这种主张处于另一极端的则是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持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民族文化只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绝对的坏，一切皆坏；西方文化则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所以，他们的行为准则，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描述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唯恐不力”。[1]他们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声称“非彻底和全盘的西化不足以言自存”，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全部照搬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极端的崇外”来取得民族的“新生”。

　　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影响巨大，历时弥久，但通观近代历史，思想界的主流，却基本能够注意到革新中国传统文化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相统一，坚持抵抗侵略同向外国学习相统一。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就一面坚决抗击英国侵略军，一面积极阅读西方书报，以便了解西方，并提出了十分著名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简洁明了地表述了抵制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长技”的相互关系。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着重点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但也包含着“中学”和“西学”可以互相结合、互为表里的合理成分。到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并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这既是一次具有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斗争，又是一场按照资本主义蓝图来改造封建统治的政治改革。维新派的信条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挽救祖国的危亡同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逻辑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2]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康有为明确提出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严复也强调，“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3]到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埋葬了最末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在这场革命的准备过程中，革命派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一方面又强烈呼吁要敢于和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的长处。他们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不把他们的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住他吗？”孙中山更鲜明地提出：“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既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要对古代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又主张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并且明确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