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4)

　　香山籍买办的这种任职单位和行业分布，不仅限制了它的队伍扩大，而且潜伏着使其队伍萎缩的隐患。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香山籍买办所任职的4家主要洋行，有3家从1860年代中期起相继破产或衰落。宝顺洋行于1867年破产，70年代虽经复业，但势力已经大减，到1917年后便趋于衰落。琼记洋行于1870年代后走向衰落。旗昌洋行亦于1891年宣告关闭[28]。与此同时，香山籍买办所从事的丝、茶出口这两个主业，也从1870年代起开始衰退，生丝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从1870年的34%左右，下降至1880年的26%左右、1890年的24%左右，前后减少的幅度将近30%;茶叶出口值所占的比重亦同时从53%左右，下降到45%左右和27%上下，前后减少将近一半[29]。这3家洋行的关闭和衰落，以及丝茶出口的大幅度衰退，无疑使香山籍买办失去了一大半根据地，严重地削弱了它的队伍。

　　宁波买办的发展途径则比较广阔，呈现为多线发展。宁波买办虽然也像香山买办一样推荐、引用亲友、同乡充任买办，但由此产生的买办所占比重较香山买办低，而由黄逸平先生所说的另两种途径所产生者较多。因此，宁波买办中买办世袭的买办家族较少，比较明显的只有:朱氏(朱葆三)家族，6人，延续三代，约三四十年;虞氏(虞洽卿)家族，3人，延续三代，约四十余年;王氏(王铭槐)家族，8人，延续三代，约四十余年[30]。无论家族数量，还是人员数量，都远远少于香山的买办家族，延续时间亦较香山籍的买办家族为短。总量来说，宁波的买办大家族只有3家，所涉人数只有17人，相对于上面所述1930年前后的200名左右的宁波籍买办，只占8.5%，微不足道。这就使宁波籍买办的来源要比香山籍买办的来源宽广得多，使更多的宁波人有更多的机会当上买办。

　　更为重要的是，宁波买办产生时，正值洋行和外资企业大扩展之际，加之宁波商人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与外商的雇用关系，因此使他们能够广泛而自由地到各国洋行和企业谋求买办之职。他们不仅进入香山买办所盘踞的英商和美商企业，而且更多地进入德商、俄商、法商、日商等各国商人的企业。同时，还凭藉宁波商人原有的较为宽广的从业范围，在外商各个行业中出任买办，既打入原先由香山买办所把持的丝茶、轮船运输行业，又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开辟众多的行业。有记载说:在上海，“输入贸易方面，金属、燃料、棉布、棉纱、砂糖、机械、杂货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有逐年增长之势。”[31]美孚、亚细亚二公司之煤油，亦“十之六七”由定海商人经销[32]。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也占有半壁江山，出任买办的有王槐山、徐庆云、许春荣，虞洽卿及其儿子，朱葆三的长子、长孙，厉树雄、叶子衡、傅筱庵父子、许葆初、王容卿，以及王铭槐及其次子和4个孙子[33]，先后共计19人。

　　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在队伍扩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除两者的不同社会经济因素所造成之外，还可能有深层的心理因素。香山籍买办由于产生较早，历时较长，使他们一方面与自己长期任职的洋行主人之间积累了较多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对买办这一职业已经形成了较深的思想认同，特别是一些买办世家，已经把买办职业当作一种家族事业来做，希望将买办职业在自己的家族中传承下去，长盛不衰。这些心理因素可能是他们死守旧主，并着重推荐自己家族成员继承和出任买办职务的原因所在，也表现出香山买办比较忠于自己的老板和职业，比较重视守成的特点。而宁波籍买办产生较晚，在近代早期没有历史可言，在后来即有历史，亦为时较短，没有像香山籍买办那样的心理包袱，而只是想着如何闯入买办这一行列，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买办、大卖办。因此，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四处出击，可以不拘一格，也显示出他们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价值实现，较少守旧，而较多开拓的特点。

　　四、结语

　　由于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产生发展于不同的时间和时代，采用不同的扩展方式和途径，使他们在中国近代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生过不同的影响。

　　香山籍买办以其最先产生和较早发展而首创了中国近代的买办制度，可谓开通商风气之先;又因其赶上了洋务运动而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中发挥了沟通官商关系的重要作用，可谓培早期工业化之基;还因其较早受西方文化之影响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可谓领思想启蒙之潮。

　　宁波籍买办由于产生发展较晚，没有赶上香山籍买办所领略过的时代，因而也不可能发挥香山籍买办所发挥过的作用，但是也起到了香山籍买办所没能起到的作用。如以其后来居上的态势而拓展了中外通商的渠道;又因其自我投资和经营民族经济的行业和企业较广、较多而更多地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成长。

　　总之，在近代中国，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各领风骚几十年，各显特色于世间，整合起来共同构成中国近代买办的历史和全貌。

 　　参考资料：

　　[1]主要著作有:根岸佶:《买办制度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48年版;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马学强、张秀莉:《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2]博克塞:《葡萄牙绅士在远东，1550～1770》，第202页，转引自费成康:《澳门四百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152页。

　　[3]阮元:《广东通志·经政略》第22卷。

　　[4][9][1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308、307～310、224～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