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2)

　　虽然，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给出第一代买办中香山籍买办的明确数量，个案例证也极其少见，可能也只有吴健彰一人，但是从第一代买办产生的方式来看，香山籍买办应不在少数。早在雍正朝晚期，广东官府就规定由海关“为外国商船办理聘用买办、通事、引水等事宜”[15]。嘉庆十四年(1809年)经广东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奏准，规定: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重申:买办应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外国商船停泊澳门、黄埔时所需买办，一体由该同知发给腰牌[16]。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买办的产生，一是要由清朝的澳门地方官府任用;二是要从本地的殷实商人中选择;三是要由族人和邻里的担保。就这三个必备条件而言，无疑把买办的来源主要限定在包括澳门在内的香山县境内。于是有一定经商和外贸传统的香山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其能与外商结合的地理、人脉、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优势条件，理应较多地被地方官府任用为买办，成为中国第一代买办的主要来源。

　　近代宁波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宁波市、舟山市以及绍兴市所属的余姚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宁波没有产生买办的三个基本条件，因而没有买办出现;但是，具有更好的产生买办的环境和基础。宁波具有比香山更悠久的商贸历史，更广泛的商贸范围。宁波自古以来就有对外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从北宋起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主营与日本、高丽的贸易，亦有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宁波与广州、上海、福州同时设立浙海关，除继续主营对日本和东北亚的贸易外，也兼营少量对欧洲诸国的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定广州为独口贸易之后，宁波的官方对外贸易虽有较明显的衰落，但民间的外贸意识和力量已经养成，走私贸易照样盛行。除对外贸易之外，宁波的沿海贸易也比较发达，有所谓南北商路的存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都在其商业网络之内。同时，宁波还有较发达的沙船航运业和钱庄业。宁波的钱庄兴起于明代中叶，快速发展于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约有数十家之多，另外还有宁波人在上海等地开设钱庄;而且宁波的钱庄还发明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16]。此外，像香山商人有毗邻的广州作外部发展的平台一样，宁波商人也有毗邻的上海作为外部发展的平台，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对外贸易和商贸业虽然没有广州发达，但它却拥有比广州更大的发展潜力，且早已有宁波商人前往经商。同时，宁波和上海还拥有比香山、澳门和广州更为广大的外贸腹地和更多的外贸物品。这就使鸦片战争后宁波买办的迅速崛起，乃至超越香山买办，具备较好的自身条件。

　　二、适应时代之不同

　　宁波籍买办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比香山籍买办晚出世几十年或许上百年，但其产生的时代已经与香山籍买办产生的时代大不相同了。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同，就其对香山和宁波两地买办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来说，主要指五个方面:一是指中国外贸区域格局的大变化，即中国的外贸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二是指外贸物品构成和数量的大扩展。三是指来华外商构成的大变化，即从葡萄牙、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扩大到欧洲诸国、美国和俄国。四是指外商在华经贸行业结构的大变化，即从原先的进出口贸易一业，扩展到航运、工矿和银行等业。五是指买办雇用制度的改变，由原先的须经官府选任和发给牌照改变为洋商可以自由雇用。1844年清朝与美国签订的《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规定:“凡合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进口，准其自顾引水”，“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应各听其便”，这就使外商轮船可以自由雇用买办;接着在与法国签订的章程规定:“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等中国员工，使外商企业有了自由雇用买办的权利。这两则规定，无疑给买办的产生打开方便之门[17]。这五大变化对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的发展都带来极好的机遇，但是却产生不同的结果。

　　就香山籍买办而言，他们没有主动地、充分地利用这一机遇去发展的自己的队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被英国侵占和广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两地的洋行快速增加，需要雇用更多的买办。于是，香山籍买办以其原先的基础和邻近的地理条件，在粤港地区首先快速增加起来;而且由于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向上海的转移，以及外国在华洋行从粤港澳地区向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扩展，香山籍买办亦随之向这些地区扩散，数量进一步增加。这虽然使香山买办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不是主动的、全面的发展。在香山籍买办向上海等其他通商口岸的扩散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主要是跟随原先服务的洋行去到那些新的口岸，并仍然主要从事茶叶、丝绸的出口业务和消费品、奢侈品、鸦片的进口业务，以及替外商轮船揽载货物，较少向新的外商企业和新的行业领域扩展，加之因离开自己的本土而产生地理和生活因素上的制约，使其持续发展的条件受到限制，后继乏人。因此，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等新通商口岸的发展是一种保守型的发展。

　　香山买办的这种保守型发展，可以用郝延平的一组统计加以证实。据该组统计，1870年代之前香山人在上海当买办的状况是:琼记洋行在1850至60年代所雇用的23名买办中，广东人占20名;旗昌洋行在1830至70年代所雇用的15名买办中，广东人占8名;怡和洋行在1840至70年代所雇用的24名(已扣除表中所列的1880年代后开始雇用的7人)买办中，广东人占12名;宝顺洋行在1830至60年代所雇用的21名买办中，广大人占14名[18]。在这4家洋行的83名买办中，广东籍买办有54名，占65%，在这些广东籍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可能占据多数，现有的研究者们都以此来论证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的大发展，但这只是这组统计所显示的一种表面现象，其内部还潜藏着保守发展的本质特性。这4家洋行原本都创设于广州，先后成立于1818年(旗昌)、1830年(宝顺)、1832年(怡和)、1840年(琼记)[19]，是香山籍买办在广州的老东家，当它们从广州向上海扩展的时候，就把在广州的香山籍老买办或比较熟悉的香山籍商人带到上海做买办，然后又再由这些带过来的买办推荐香山籍新买办作为后继者，致使上海的香山籍买办就在这4家洋行扎堆，而很少见及有香山人在其他外商企业担任买办者。

　　而且香山籍买办到上海之后，仍操旧业，继续做他们原先所做的茶、丝出口，消费品和鸦片进口贸易和代理轮船业务。这种业务结构，在1860年代之前，上海的外贸物品结构尚未发生大的改变的状况下，是与时代相适应的，但是在此后，随着上海的进出口物品结构的大改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如著名的香山籍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始终从事的就是这些老业务。如此死守老东家、死守老行业的从业惯性，使香山人出任买办的机会逐渐减少，后继者虽仍有之，但渐趋落伍，乃至萎缩。特别是著名的买办，自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之后，似乎无人可举。

　　就宁波籍买办而言，他们主动而充分地利用鸦片战争后的有利条件，使之很快得以出世和崛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及其毗邻的上海同时成为通商口岸，各国外商相继涌入，特别是上海更被外商看做最佳的扩展之地，外资的贸易商行、轮船公司、工矿企业和银行相继开办，快速增加，使宁波籍买办应运而生，不仅在宁波本地当买办，更多地到上海等新设通商口岸当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