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3)

　　这些日益增多地充当买办的宁波商人，主要是以其原有的经商基础，并紧跟外贸格局变化的时代潮流而进入各种外商企业担任买办的。如果说于1840年代初第一个宁波籍买办定海人穆炳元的出现，是因其略懂英语而被英商录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此后源源而来的宁波籍买办，则大多出于自身条件和时代条件的结合。在1860年代之前，当丝、茶仍是上海港主要出口品时，那些原先就从事丝茶贸易的宁波籍商人首先利用自身固有资源，挤入洋行担任丝茶贸易的买办，分割原由香山籍买办掌控的这一片天下。如商鄞县商人杨坊，原在宁波做过绸布店店员，有一定的丝绸知识，后到上海入怡和洋行做收丝工作，1849年升任买办，主管生丝和茶叶的采购[20]。镇海人方仁照在原先在上海从事丝茶出口业务，从1850年代起出任英商李百利洋行的丝茶买办[21]。

　　接着，宁波籍商人又随着上海外贸物品范围的扩大而入洋行从事其他各种进出口物品的买办，打出一片新天地。如余姚人王槐山，原在上海某钱庄任职，1865出任英国上海汇丰银行首任买办。镇海人叶澄衷，以贩卖进口五金起家，后出任某洋行的五金买办;镇海人虞洽卿，原先在颜料行做事，颇有经营之方，遂于1893年入德商鲁麟洋行当跑街，旋升买办，负责颜料业务。此后，随着外商经营行业的进一步扩展，宁波籍买办亦相继在各个行业中产生，如航运买办朱葆三、烟草买办邬挺生、颜料买办周宗良、开平煤矿买办刘鸿生、五金买办傅筱庵，钟表买办孙梅堂，以及在天津的银行买办王铭槐、军火军械买办严焦铭等。

　　与此同时，宁波籍商人还随着上海外商企业设立国别的扩大而相继进入各国洋行和企业担任买办。他们除了进入香山籍买办集中的英商和美商的洋行和企业当买办外，对当时在上海的各国籍企业都有进入，遍及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俄国、日本等国籍的企业。

　　可以说，到19世纪末，在上海的宁波籍买办是遍地开花，无孔不入;大小兼有，老少同业，队伍迅速扩大起来。而且出现不少大买办，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宁波籍买办，都具有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不相上下的地位和影响。

　　从19世纪八十年代起，宁波籍买办的总数开始超过广东籍买办，更超过香山籍买办。在上海，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这一时期中上海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22]。此后，上海的宁波籍买办持续发展，一直保持了最多数的地位，到了民国时期的1941年，以宁波籍买办为主的浙江籍买办更是比包括香山籍买办在内的广东籍买办占有绝对的多数，据日本学者根岸佶的研究，在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为43名，广东籍买办则只有7名[23]。另据今人马学强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有籍贯可查的五百余名买办中，以宁波人为主的浙江籍买办竟有245名之多，而以香山人为主的广东籍买办只有58人[24]。

　　在天津，做买办的也首先是广东人，后来宁波籍买办逐渐增多，并超过广东买办，而且经营范围比较广泛，不像广东籍买办多集中于航运一业[25]。

　　在汉口，1866年时宁波籍买办就已可与广东籍买办并驾齐驱，有外商评价为“这儿最适合洋行需要的有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儿的商人都是……宁波人，或是同宁波人更接近而同广东人疏远的那些地区的人。”[26]

　　三、扩展方式之相异

　　黄逸平曾经总结出买办的三种主要来源，一是由外商自选的中国同行中的优秀商人和合作者;二是由老买办介绍来的家族成员、亲戚、朋友和同乡;三是由外商从其行号做工的华人学徒中逐渐选拔提升上来的。这三种来源是买办群体扩展的三个方式，在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群体的扩展中都有表现，但具体的表现程度是不一样的。

　　香山籍买办发展途径比较单一，基本上呈现为单线扩展。这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香山籍的新增买办主要靠老买办介绍，或介绍家族成员，或介绍同乡。香山籍买办中世袭的买办家族较多，就是一种印证。据胡波的研究，香山买办世家中著名的且阵容较大的有:莫氏(莫仕扬)家族，先后当买办者17人，延续60年左右;唐氏(唐廷枢)家族，14人，延续四五十年;徐氏(徐润)家族，11人延续四五十年;郑氏(郑观应)家族，11人，延续三四十年;鲍氏(鲍人琼)家族，5人;扬氏(扬桂轩)家族5人;容氏(容闳)家族，4人，延续三四十年。这7大家族，先后涉及67人，延续时间最长莫氏家族达60年左右，一般都在30—50年之间[27]。这种买办世家的形成和延续，虽然使其家族中的买办代代相传;也能使一些与老买办有一定人脉关系的香山人进入买办的行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买办来源的扩大。在胡波开列的“近代香山部分买办一览表”中，总数为90人，买办世家占了67人，比重高达74%;对照上述民国时期买办数量的统计，这里开列的90名香山籍买办可以说基本接近实际数量，这说明由家族的前辈买办推荐而来是香山籍买办扩展的主要途径，也充分显示了香山籍买办来源的相对狭窄性。

　　二是香山籍买办承袭固守旧主、旧业者较多。因为老买办介绍新买办基本上限于自己所在的洋行和行业，因此新增的买办亦基本继续老买办任职过的洋行和行业，很少出现向其他洋行和其他行业扩散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当时洋行的业务主要是收购出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进口少量的西方消费品、奢侈品和日益增多的鸦片;外国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主要限于贸易和少量的轮船航运业方面，还没有涉及工业和金融业;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经济成分尚缺少产生的条件，因此香山买办所从事的业务，除了为洋行管理一些内部事务之外，主要是代营丝茶贸易;即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没有转营他业的条件。在鸦片战争以后，粤港澳地区的外贸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外资投资领域亦改变不大，只有香港有以银行为主的新外资企业出现，因此香山买办亦有少量的向银行业扩张。至于香山买办向上海等地的扩散，则主要是随着原先所在的洋行的迁移和分支机构的扩展而带来的，因此他们到了上海等地以后，仍然主要集中在这些原洋行中，在上海主要集中于琼记、旗昌、怡和、宝顺4大洋行中;并做着原有行业的事情，仍然主要经营着丝茶贸易和轮船运输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