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社团的兴起(3)

　　他们还把学会看作议院的雏形和基础，认为广兴学会可以为将来开设议院作准备。维新派一致认为，学会能“通上下之情”，具有议院的作用。康有为说:“强学会之创，京朝诸公，欲合天下之力，通上下之气，讲维新之治⋯⋯几与外国议院等”。[40]他们把南学会看作湖南“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其所办之事“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41]“，国会即于是植根”[42]。谭嗣同说“:由于学会由众多之人组成，且有总会和分会的组织联系，互通信息，因此“有大事则上下一心，合群策群力以举之，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出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大吏罔敢骄横，小吏罔敢欺诈，兴利除弊，罔不率此，官民上下，若师之徒，兄之于弟，虽求其情之不通，不可得也。于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43]章太炎则认为广设学会和学堂是设立议院实行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他说:“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44]

　　即然学会与变法维新实行民主制度有如此重要之作用，维新派自然就要十分重视学会建设，把广泛建立学会作为实行变法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康有为不仅把学会作为变法维新的主要载体，而且视其为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明确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45]。其他维新人士也把组建学会作为推行变法维新的第一要端，梁启超强调说:“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46]谭嗣同则指出:“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47]他还认为，只要学会发展起来就必然会带动社会变革“，于是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48]。除了在思想上重视学会建设之外，他们还采取实际行动竭力动员社会各界组建学会。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遇挫之后，就“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辨，并告以开会之故，（使）明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49]。并向光绪皇帝进言:朝廷应设立“游会局”，“凡举各国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50]，以此“，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51]。他的提倡学会活动，“虽屡遭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52]

　　在上述“群学”理论和社团意识的指导下，维新派组建学会及其他维新团体的活动迅速兴起。三、学会的推广与社团功能的初步发挥1896年1月，戊戌学会的主要团体强学会遭到封禁，但是组建学会的风气已经打开，各种维新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康有为在记述当时维新学会盛行的情况说:“自强学会开后，海内移风，纷纷开会，各国属目”：“学堂学会，遍地并起”。[53]梁启超也记述此种情形说:“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各省学会极盛，更仆难数”：“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54]唐才常说:“学会林立，万众沸腾。”[55]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学会建设的一派繁荣景象，那么在戊戌维新时期（1895-1898）究竟成立了多少学会?

　　关于戊戌维新学会的数量，至今已有王尔敏、张玉法、汤志钧、李文海四人做过研究统计，前三位所统计的数量分别是63个、68个、50个，[56]他们所提及的学会互有出入，共计89个，李文海对这些统计有所修订[57]。最近，闵杰又在发现新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已有的统计作了修订和补充，认为戊戌时期成立的有案可稽的学会共计为72个。

　　根据闵杰所列的统计详表，戊戌时期的维新学会已遍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福建、安徽、贵州、陕西等14个省市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其分布范围已相当广泛。

　　戊戌学会虽多以学术研究团体的面目出现，但它们的实际活动内容已显示出多种类别结构，并开始发挥相应的社团功能作用。第一种是政治性社团，如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保川会、保滇会、保浙会、废时文会、奋志学社、匡时学会等。这类社团以研讨政治学说，宣传政治改革，促进变法维新为主旨。除了上文已经论述的强学会、保国会具有这种政治目的之外，其他政治性社团也具有类似的政治目的。如南学会之设，意在“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并有相应的实际活动“，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58]“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59]。废时文会以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为宗旨，其发起人吴百揆、章启祥的缘起书说:“卫足（即反对女子缠足）、禁烟次第立会，吾华三大弊已去其二，唯时文积弊太深，愚我震旦，抑我士气，为患靡穷。曾于二月间手草请废八股改科制一疏，拟联名公呈当道转奏，因同志寥寥，事久未举。嗣知公车上书不报，忧愤滋剧，思图再举”，遂联合同志，“创立废时文会”。[60]各“保”字头的社团，均以保护桑梓利益为宗旨，以期由此建立地方自治之基础。

　　第二种是学术性社团，以带有各种学科名称的社团为主，也有一些不带学科名称的社团，如新学会、郴州学会（亦称舆算学会）、三江学会、质学会等。这种社团以研讨和宣讲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活动内容，凡带有学科名称的社团即限于本学科的研讨和宣讲活动，不带学科名称的社团大多系综合性学术活动社团。如“新学会之设，原为振兴教学、切磋人材起见，集中外通人，讲求天真、政法、兵学、医学、格物各种学术”。[61]郴州学会主要研讨舆地和算学两门学科，“舆地以绘险要究兵略为主，旁及农矿：算学以程功、董役、行军、布阵、制器为主，旁及天文”。[62]湖北的质学会在其章程中指出:“斯会大旨，意在劝学”，分设经学、史学、法律学、方言学、算学、图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矿学、工学、商学、兵学、格致学等14科，会员“分科肄习”。[63]

　　在这些学术社团中，有些经济学术社团已带有一定的经济社团性质，它们并非纯粹的学术研讨团体，而是通过研讨、宣传各种经济知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或直接从事于某项经济活动。如上海农学会，原称务农会，其宗旨是:“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64]，通过引进和推广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促进农业的发展。上海的工商学会是在清政府颁发振兴工商、设立商会谕旨的影响下而成的，并创办《工商学报》，试图“与海内外诸君子考求其（指工商业）得失利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65]福建的蚕学会是为了推进蚕桑业的发展而设立的，以考求养蚕新法，推广于民间为宗旨。[66]上海的译书公会、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印书公会，均非研讨翻译、出版方面专业知识的团体，而是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的专门机构，带有文化企事业机构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