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社团的兴起(2)

　　第五，明确了群与会的关系。会就是会社，也就是社会团体，是维新派“群学”理论的最后落脚点。维新派认为结群必须集会。康有为在组织强学会时就强调说:“合群非开会不可”。[22]梁启超也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23]他们还以群的种类来划分会的种类。梁启超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如农学会、矿学会、工艺学会等等。[24]谭嗣同说:“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商会于西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25]既指出了士、农、商各有自己的学，均有自己的会，也指出了不同业别的会各有各的成员范围，各有各的功能作用，严复说:“群有数等，社会（即社团）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26]这就是说，社团是人群中按照一定的规范组合的群体，而且这种社团在商、工、政、学各界中都有之，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最终形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维新派的这种群与会关系的论说，不仅已认识到学科、业别是社团存在的基础，而且已把人类的自然群体与社团群体区别开来，并指出了社团与国家的关系。

　　由此可见，维新派的“群学”理论中，已涉及到社团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虽然尚不完整，但已显示出现代社团学的基本原理。

　　维新派的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在本系统之内互相交流，而且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广泛宣传，为许多有志之士所吸收。正如时人所言:“识时务者，罔不争相淬厉，深痛国耻，以合群之力挽将倒之澜”。[27]“闻风兴起者益多，各省志士争相醵资，合群以讲新学”。[28]“群学”理论的传播已成为戊戌社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群学”理论与社团意识的强化

　　1895年后，随着维新运动的逐步展开，维新派的社团意识不断加强，日益认识到组建社团对推进变法维新的重要性。维新派实行变法维新的目的是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主要途径是劝说光绪皇帝推行新法，这无疑需要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必须冲破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即使是同情变法的光绪皇帝也不可能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的上书被阻隔或被束之高阁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如何迫使朝廷采纳自己的建议实行变法，如何为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张本，便成了维新派能否实行变法维新的关键所在。于是，他们从上述的“群学”理论出发，日益认为只有广泛组建学会（社团）才能实行变法维新。

　　首先，他们认为广结学会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增强政治声势，促使朝廷实行变法。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在发动“公车上书”遭到朝廷拒绝之后“，认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天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29]并“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30]开始注重于发动和联合广大有志于变法维新之士广结学会，以增强维新力量。到1897年德、俄两国强占胶州湾和旅顺、大连时，康有为更“以为振厉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31]并于1898年4月在京城组建保国会，提出:要采取“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32]，用上请与下呼相结合的办法推动变法维新，保卫国家权利。章太炎也指出维新知识分子积极组建学会的这种出发点:“今之合群明分者，莫亟于学士，是何也?将以变法为辟公，必使天下之聪明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强，相为支宰，则始可以御内侮，是故合群尚已”。[33]

　　其次，他们认为广结学会可以培养和联结广大的维新人才。维新派认为变法维新不仅需要一批懂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而且需要一支组织起来的骨干队伍，这只有通过建学会才能造就。康有为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34]他们所以把组建学会作为造就人才、组织队伍的重要途径，一是认为学会能够以较之学堂更为广泛的范围培养更多的人才，如果学会能够普及“，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寡，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有此大量人才“，以雪雠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35]二是认为学会能够起到学堂所不能起到的把旧知识分子改造成新知识分子的作用，以便更快更多地造就维新人才。梁启超指出:“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36]无论是让成年人多读西书，还是多译西书，都只有通过学会才能做到。三是认为学会不仅可以把维新志士联结起来，而且能够团结同情于维新的人士，扩大队伍，增强力量。康有为在北京组建强学会时，就是鉴于“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即明朝）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试图以组织学会改变这种风气，联结维新之士，增强维新力量。并强调指出所以要在京城设立学会的理由，是旨在“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呼应”[37]，既可向全国推广学会，又可“广求同志”。

　　第三，他们认为广结学会可以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张本。维新派认为要实行民主制度首先要使民众具有参政的知识和能力，然而要使民众具有参政的知识和能力就只有广兴学会。对此梁启超有系统的论述，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因此“，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要义”。欲广民智，光靠学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靠学会。就绅士而言，他们虽比一般民众的知识多一点，能力强一点，但是也缺乏足够的参政知识和能力，“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要通过学会向绅士传授参政的知识，养成他们的参政能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兴民权还是兴绅权，都必须“以学会为之起点”。[38]唐才常也指出维新派广结学会是为了张民权，他说:西方各国为图富强“而民会兴，民权固也”。当今中国“天下豪杰之士，知涣之不敌萃，独之不敌群，私之不敌公也，于是乎言群学，于是乎言人世界，于是乎言《春秋》公法国统系于民统、民统系于天统之义，而欲以民权：及叩其群民、权民之术，则群而权之学会，群而权之公司矣。”[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