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3)

　　我们并不认为，唯物史观以外的任何历史观和方法论一点也不能发现和揭示某些历史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在我国的史学史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砍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预先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摒弃了以往认为思想、观念、意识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的陈腐观念，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取得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失误，但如果因为我们曾经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出现过错误和偏差，就根本否定和一笔抹杀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那可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几乎所有史家”都因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而被迫接受“唯物史观”，刚刚出版的最新一期《当代中国史研究》恰好有两篇文章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篇是朱佳木同志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说：“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提出‘层累’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早在1933年就声明，他“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说“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建国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几本重要的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列原著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对此，朱佳木同志问道：“今天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带头说什么唯物史观‘有严重缺陷’‘过时了’，要用其它理论来‘代替’了。他们与顾老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羞愧吗?”（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6页）另一篇是陈其泰同志的《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其中讲到：“谭其骧、唐长孺等人都是严谨、诚实、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他们对于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热潮的唯物史观，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之处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一片新土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境界。故他们学习唯物史观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页）两篇文章里提到的几位都是史学大家，两位文章作者今天写作此文肯定不会是受到“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文章所说的内容，与前面引用的把“几乎所有史家”一概抹煞的说法，哪个更加合乎历史的真实，我想只要不抱偏见的人都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还有所谓“少一点历史观，多一点历史感”，实在也是叫人难以索解的。历史观只有对错之分，没有多少之别。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都不免受到某种历史观的支配和指导。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使历史观“少一点”?历史观与历史感，也不是此长彼消、你多我少的关系。所谓“历史感”，无非是指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氛围、历史特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很困难的。

　　创新是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来说，离开了创新也就谈不上发展。因为学术从本质上讲就是对未知的不断探索，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如果我们的学术只知道复述前人的老话，陈陈相因，了无新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学术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甚至失去了自己存在的资格和价值。

　　华岗同志十分重视学术的创新。他说：“一个严整的科学家应该随时根据客观事物的新发现，来验证和改变自己的旧观点，有勇气用根据新事物得出的新结论，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结论。当然，这种改变决不能是无原则的、任意的，而必须要有充分的客观事物作根据。”2（第194页）华岗的这一段话，讲得很深刻，也很全面；既讲了学术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又讲了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要真正实现学术创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华岗说：“教条主义曾经很严重地危害过中国革命，也曾经很严重地危害过学术研究工作。教条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把生动的革命原理变成死板的公式教条，而其致命弱点，就是轻视实践，就是不懂得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就是不懂得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2（第400页）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思想解放，决不是提倡和容许无根据的瞎说和空想，而是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从社会实践中来，又符合客观实践要求的真知灼见，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所以华岗强调：“克服教条主义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拿实践作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以便在发展进程中能够以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2（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