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2)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政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到了新时期，江泽民又强调：“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环境变成了和平环境，革命任务变成了建设任务。但是，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我们仍要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道路，一如既往地为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潜心钻研，刻苦创新，贡献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

　　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

　　历史既然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要完全脱离现实、脱离政治，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问题在于服务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政治?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点阶级的和政治的分析。

　　华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侵略者，深深懂得“‘亡人国者必先去其史或改其史’的奥妙”2（第144页），所以他们总是竭力地伪造历史，篡改历史，曲解历史。这个事实，大大加重了史学工作者以历史真相教育群众的社会责任。所以华岗说：“为了提高自力更生的信心，为了配合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奋斗，对于日寇恶毒修改和伪造中国历史的无耻行为和一切曲解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想，就必须给以无情的批判，唤起全国人民要为尊重自己的历史和开辟新中国的前途，更能不屈不挠地为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而奋斗。”2（第158页）

　　读着华岗的这些议论，不由得使人想起，虽然中日两国人民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努力促进中日友好，但时至今日，却总有那么一些人，肆意篡改历史，闭着眼睛宣称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野蛮占领并不是“侵略”，甚至公然声称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样的历史歪曲，难道能够不闻不问，不用事实真相来加以澄清吗！

　　我国的历史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求真”，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历史著作必须“秉笔直书”。史家为了如实记录历史真相，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以往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一己的和一个阶级的私利，常常要掩盖和歪曲历史，但这种行径，从来为正直的、严肃的史家所鄙弃，所不齿。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来说，由于其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所追求的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它不需要掩盖历史真相，伪造历史事实。在这里，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同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是完全统一的。“求真”才能“致用”。把握历史真实愈深刻，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指导功能发挥得就愈充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之所以有用，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就是因为它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从客观历史进程中提炼和总结出于今天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华岗十分重视发扬中国历史学的“求真”传统。他强调，研究历史，一定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更不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以致“走上失实失真的地步”。2（第464、465页）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他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要有辨伪求真的眼光，首先要辨清材料的来源。”2（第224页）在谈到《老子》研究时，又说：“当然我们不必去作繁琐的引证，更不要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注释所迷惑，而要拿出严肃辨伪的科学鉴别功夫，以便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要进行科学鉴别，就应该从《老子》其书本身去探索，也就是从全书所论述的全面思想体系中去理解，尽力做到实事求是和信而有征，避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的支离臆测。”2（第463页）

　　在追求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华岗不仅强调要重视对历史资料的分析鉴别，更着重坚持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华岗针对着有人“不公允的”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指出：“诚然‘五四’时代人物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能使我们今日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批评太激进了，而是因为他们在批评中缺少正确的历史观。正因为他们不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执行批判，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留下了让封建文化视为避逃的缝隙，同时却又一般是卑视旧有的文化遗产，而不能给以正确的扬弃。”2（第108页）我们所以特地引用这一段话，是因为不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还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上，这一段话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近年来，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和否定颇多。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便成了一个必须讨论清楚的重要问题。有人发表文章，认为阻碍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了唯物史观；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因此，那位作者主张，要“少谈历史观，多谈历史感”，或者用历史感取代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