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

文章原题：

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学习华岗史学思想的一点体会

　　华岗同志是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前辈，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富于传奇而又历尽坎坷的一生中，不论是经历还是贡献，都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他做过党的组织工作，从事过青年运动，还做过统战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理论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他所关注的领域，涉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诸方面，并都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取得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

　　作为一个后辈、一个史学工作者，在纪念华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只想着重谈一谈自己学习他的史学思想的一些心得体会。

　　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创造历史

　　华岗同志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自从他确立了革命信念之后，他的一切活动便都成了为着人民解放事业这个大目标的组成部分，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他明确宣称，自己“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他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和哲学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做正确的把握，然后努力我们的主观实践，推动历史前进并创造新历史”。1（第3页）他强调“历史并不是刻板的死籍”，必须“把学术研究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联结起来”，“打破一切理论脱离实际和实际隔绝理论的现象”。2（第103、110页）

　　华岗以自己的史学研究，践履着他提出的这个学术理念。

　　1925-1927年我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仅仅一年多时间，这场悲壮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华岗，就开始了《中国大革命史》的写作。中间因忙于革命活动，时断时续，到1930年3月在养病期间才得以完成初稿，1931年7月在鲁迅帮助下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叙述写作此书的目的，一来是保存历史的真相，使“真确史实”得以“流传”；二来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便后继者在“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之后，能够更好地去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再则也是为了“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的战士”，使历史永远不忘记这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勇献身的先烈们。

　　1939年，正当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华岗写作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次年正式出版发行。他在《增订本自序》中说：“本书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主要任务是在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

　　华岗的史学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描述与重塑，他总是着力透过历史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特别注意用唯物史观去努力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因为只有正确地了解了国情，才能对近代历史的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也才能发挥历史科学指导现实斗争的作用。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开宗明义都是从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民族解放活动的社会经济基础入手，他用无可辩驳的史实，揭示了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把中华民族推上了绝境；帝国主义怎样维持着封建统治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民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争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怎样不得不拿起革命的武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华岗立即写了《中山不死》一文，在深切哀悼中山先生的同时，鲜明地指出：“中国的革命不是孙中山个人的理想造成的，乃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逼出来的。孙中山先生虽然成就一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来号召并指导中国的革命，但他那些理想和主义都是客观情形的反映”，只要“中国人民仍处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国内军阀愈加压迫之下”“中国革命运动绝不会随中山之死而停，顿”，“只有猛烈的国民革命是死中求生的惟一出路”。1（第39-40页）这段话虽然写于将近80年之前，却是对近年曾流行一时的所谓“告别革命”思潮是何等有力的回答！

　　为了推动历史、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认识今天而去了解昨天，这样一种学术动力，使华岗的史学研究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活力，同现实生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应该说，这是华岗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

　　近年来，有些人在评论包括华岗在内的革命和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却常常批评这一点，认为他们强烈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立场，损害了学术的客观性；他们所写的东西，是宣传品而不是学术“功利性”超过了“科学性”，政治利益的考虑妨碍了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有人甚至主张，史学的任务只是复述历史，不应加入作者任何的判断和倾向；要淡化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任何褒贬都是不客观的，因此都不能传之久远。

　　对于这样的评论，需要作一点具体分析。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时候，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工作，那就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成就。20世纪历史学的巨大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他们的历史研究，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有些学术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制，存在着不正确、不完满、不全面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无法避免的。正像我们今天必须去纠正前人的学术谬误一样，后人也一定会发现并纠正我们今天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足。否则，史学的发展就会停止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或轻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奠定科学历史基础上的筚路开山之功，更不能用轻薄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历史局限。至于那种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抱着某种目的去研究历史，历史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就必定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看法，则完全违背了中国史学的实际。试问，有谁能举出一部作者没有特定政治立场、没有自己的学术判断、没有任何倾向性的史学著作呢?事实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没有一部有影响的史学巨著，不是抱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为着某种社会需要而研究、而写作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目的和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罢了。3（《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撰《史记》，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5（见《报任安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书，他希望是最高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见《进〈资治通鉴〉表》）这些伟大的史学家，决不把史学看成是政治的奴仆，一味看着政治的眼色行事，但也从不讳言他们修史治学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追求。当然，他们所说的成败兴衰，善恶是非，不能不是以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