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和外贸态势的转变(2)

　　二是大洋行的出现和洋行分布地域的扩大。这一时期新设的洋行以中小洋行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尤以后来居上的日本和德国为多。如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 & swire），于1867年在上海设立，1870年设分号于香港，1872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先经营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贸易，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后逐渐扩大至拖驳、船厂、糖房、油漆厂、码头、堆栈、保险等业务。日商开设的大洋行有三，一是三菱洋行（Mitsubishi Co.），于1875年在上海设立，先是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轮船航运业务，到1894年时已在汉口、香港等地设立支店或代理处；经营范围扩大到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二是三井洋行（Mitsui & Co.），于1876年来中国设立，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营口设立分支店所；以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为主，如租船向上海输入煤炭等。三是吉田洋行（Yoshida & Co.），于1885年在上海成立，先后在汉口、青岛、天津、芜湖、南京、镇江无锡、杭州、松江、江阴、蚌埠、海门、扬州、高邮、泰县、仙桃、沙市、孝感、厦门设立号；所进口的物品包括棉、毛、呢、麻、人造丝制品，五金、化工，各种粮、油、糖食品，电料、建材、化妆品、烟草、钟表、收音机、陶瓷器、杂货；出口的物品有谷物、油粕、棉花、羊毛、皮革、制油原料、饲料、油脂、麻、麻制品、猪鬃、蛋类、禽毛、兽肠、蚕茧、矿物、中药材、棕榈、竹皮、生丝、绸缎、四川各种土特产；并开办有榨油、棉花加工、玻璃器皿制造、清酒酿造、面粉等工厂。德商开设的最著名洋行有二，一是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 & Co.），于1866年在广州开办，旋迁香港，经营蚕丝及杂货贸易，1881年和1883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口设立分号；经营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领域，从化妆品到飞机大炮的贸易，也办理工厂、矿山、航运、贷款等业务。二是鲁麟洋行（Reuter，Brockelmann & Co.），于1878年在广州创办，1880年设香港分号，1885年到上海开业，并渐转为总号，1890年后又设台湾和天津分号；经营范围极其广泛，进口品包括：德、英、法、比、美、加、澳等国所产的纸张、玻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学品、铁器、橡胶、香水、石蜡、毛纱、棉纱、布匹、照相机、自行车部件及杂货；出口品包括：纱头、生丝、茶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葛制品、肠衣、猪鬃、古玩、蛋制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发网、滑石粉、北京工艺美术品、籽仁、生皮、兽脂及其他中国土特产。[3]108，9，6，241-242，688，667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则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展。据现有资料记载，这些沿海沿江新开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4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同时，各洋行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纷纷进入这些新开口岸，这从上面列举的几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机构分布状况中已可见之。在这些新开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汉口的洋行为多。在天津，1866年时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时已增至47家[4]。在汉口，到1892年时有洋行45家[5]。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这两个城市设立了分号。

　　三是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变化。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1865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在经营钟表珠宝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主要有：1864年在上海设立的德商亨达利洋行，经营钟表的进口销售和修造也兼营百货，并随即在天津和汉口开设分号；1867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商霍近拿钟表行（Falconer & Co.，G.）；1883年在上海开设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 J.）；1891年以前开业的法商乌利文洋行（Ullmann & Co.）；1886年在上海开设的德商双龙洋行（Agthe & Ismer）；[3]370，769，30，154，159，225瑞士商人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 & Co.）。在经营五金机械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以德国洋行为突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德国的瑞记洋行和鲁麟洋行之外，还有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它于1845年在广州发源，正式成立于1855年，1866年设香港分号，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以后迅速发展。1886年天津分行设立以后，乘清政府兴办洋务之机大做军工生意，“曾供应数省地方政府以铸币机件作铸钱之用，还供应面粉厂、火药厂、子弹厂、枪炮厂等的机器设备”，“还供应速射炮和军火、铁路材料、钢轨、机车、客车、货车等等。同时，该行从天津输出的羊毛、草帽缏、猪鬃等”。1891年又在汉口开设分行，“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炼焦炉等等”。从汉口输出的则有：“植物油脂、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2]994-996。

　　二、外贸数量和平衡状况的转变

　　随着洋行的增加和拓展，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更多的对华贸易优势条件，使1865～1894年30年间的中外贸易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状况。在近代中国，对中外贸易较为系统的统计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以后才有的，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统计资料，但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已有的研究，大多直接采用海关的进出口统计数字，但该统计数字有不尽合理之处。在1903年以前（1889年有所改进），海关单纯从税收意义上记录进出口货值，无论进口或出口货值，都以进口和出口商品在中国口岸的当地市场价格为准，使进口和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因素存在差异。合理的计算，应该把进出口货值分别换算为进口货的起岸价格和出口货的离岸价格。这也就是说，进口货市价中应减去进口关税、鸦片厘金和进口商品在起运、货栈、订货佣金等投放市场前的一切杂费开支；出口货市价应加上出口关税和从口岸市场至出口商船上的一切杂费开支。此外，还需补充未列入统计的鸦片走私进口值、1890年开始单独统计的对朝鲜贸易值。因此有必要对海关原统计数字进行修正，否则会扩大进口值而缩小出口值。其具体方法是：修正进口值=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4%（各项杂费的比重）-对朝鲜复出口值-鸦片厘金+鸦片走私进口值；修正出口值=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当年出口税+（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4%（各项杂费的比重）。[6]现将海关统计的1865～1894年间的贸易值及其修正值列表于下，以示总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