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和外贸态势的转变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2006年第5期 四川大学学报 作者：虞和平 查看：
洋务运动时期，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终止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1895年，是中国经济发生本质性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外资在华势力开始快速膨胀，中国的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之外，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在数量和价值上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在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结构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显示了列强各国随着其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使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显示出外贸与产业的某种互动关系和正常化趋向。
一、通商口岸和洋行结构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通商口岸突破原有的东南沿海5口的格局，到1894年逐渐形成了所谓T字型格局。对此，已有国内外学者提出过“T字形”的说法，我在这里所以把“形”字换成“型”字，不仅包含着通商口岸的地域结构状态，而且包含着经济结构内情。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加之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原有东南沿海的5个口岸（另有1851年根据俄约开放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直隶张家口、松花江），其对中国的辐射区域是极其有限的。到这一时期，新增开口岸达26个，除了广西、云南、甘肃、新疆、西藏、蒙古等南北国境和内陆地区的并没发挥多少实际作用的10个口岸外，比较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有：琼州、北海、九龙、拱北、潮州、温州、烟台、天津、牛庄、镇江、江宁、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以及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等18口[1]。这些新开的沿海沿江口岸加上原有的沿海5口，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海岸线和长江上的主要港口城市，通过可以直接到达的外国轮船，把这些城市直接纳入通商贸易网络，并辐射到它们的腹地，使大半个中国被置于外贸网络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外贸中心也在广州和上海之外又增加了天津和汉口，并使上海这一T字交汇点的外贸快速发展。
通商口岸的这种结构性变化，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但中外贸易态势的变化，则要晚一些。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因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从事中外贸易的洋行少有增设，中外贸易也很少新的发展。到1864年清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后，从1865年起洋行和中外贸易的发展才呈现出新的扩展势头。
洋行的扩展势头，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是洋行的数量增加和国别构成变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0年代，约有洋行40家，到1864年应有所增加，但因缺乏统计资料，确切数字无可稽考，估计不会超过150家。1872年增至1000343家，1894年达到552家，最多的年份1893年为580家[2]。这些洋行的国别构成，按1872年的情况进行排序，占第一位的是英国，1872年时有221家，占当年总数的64143%；1894年时增至350家，占63141%；最多的1892年为363家，占总数579家的62169%，比重略有减少。占第二位的是美国，1872年有42家，占12124%；1894年减至31家，比重也降至5162%；最多的1873年为52家，占总数345家的15107%；最少的1883年为18家，占总数354家的5108%。第三位的是德国，1872年有40家，占11166%；1894年增至85家，占15140%；占四位的是法国，1872年有17家，占4196%；1894年增至32家，占5180%，比重有所降；最少的1875年有6家，占总数343家的1175%。占第五位的是俄国，1872年有9家，占2162%；1894年有12家，占2117%；最多的1877年有18家，占总数349家的5116%。其余各国的洋行数，在1872年时3家以下，并在这一时期中一直增加不多，唯有日本的情况特别。日本在1872年时尚无洋行出现，1873～1875年均只有1家，到1877年即增至9家，接着在1879和1880两年又下降至2、3家，此后就大幅增加，最多时的1888年达到67家，占总数521家的12186%，1893年时为42家，尚占总数的7124%；1894年下降至9家，为不正常现象。因此，到1893、1894年时，洋行的国别构成及其排序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英国仍位居第一，只是比重略有下降；德国从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比重有较大提高；日本从没有位次者跃居第三位，来势颇猛；美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就1894年的情况来看，已低于法国，但总体状况尚明显好于法国；法国的洋行数量虽有较大的增加，但还是从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俄国则从第五位降至第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