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4)

　　关于日本的具体侵略扩张政策，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针对以往关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缘由的研究中，多以日美双方的直接矛盾以及日本的既定政策为视角，鹿锡俊通过查阅大量的日本原始档案，进一步验证了中国问题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在联系。[42]二是臧运祜考察了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及其侵华政策的变化过程。作者认为，日本在事变期间，最初采取“延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事变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了大动荡，并修改其侵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上了全面侵华道路。[43]

　　在中国抗战研究方面，关于战时人力动员、兵役制度以及军人优抚问题的研究值得注意。江红英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在制定兵役实施政策、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全国人力资源的问题，涉及了一般人力、技术员工和工资的管制，以及国民义务劳动等。这些举措“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相去甚远o”张燕平考证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指出国民政府采用了招募志愿兵和征集义务兵两种方式，尤其抗战中后期，主要采取义务兵役制。这一兵役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诸多严重的弊端。莫子刚考察了贵州兵役制度的实施，以比较具体的个案事例，诠释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实施的利弊。[44]李翔考证了国民政府战时抚恤机构成立与运行的历史过程，认为政府抚恤激励厂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也使抚恤观念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到抗战后期，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开始显现，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45]宿志刚考证了陕甘宁对军人的优抚工作，内容涉及边区政府抗日军人安置政策的制定及其演变，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46]

　　在战时社会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关注。一是张同乐以l940年华北蝗灾为背景，叙述和对比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对应蝗灾的情况，认为：不同政权控制区的治蝗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效果；蝗灾监控与治理检验中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的向背和政权兴衰。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二是胡惠芳在考察抗日根据地救灾措施的同时，还考察了诸如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长远的救灾方式。[47]三是李在全、游海华考察了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并审视了这些活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了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48]

　　在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方面，关于战后审判问题，张生、翟意安利用最新收集的史料，叙述和分析了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质证，并指出：早在东京审判之时，松井石根等被告和很多日籍证人已经就南京大屠杀做了伪证。但通过质证，松井与南京大屠杀关系十分明确。从法庭的判决可以看出，辩护方和起诉方的相互质证，对结果形成了重要影响。而法庭对于起诉方对松井石根多项指控的否决，以及武藤章在南京大屠杀案中被判无罪，说明法庭充分吸取了辩护方的意见。[49]关于战争财产损失的统计问题，袁成毅针对以往相关研究中的多种说法，在疏理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分析了战争损失调查和损失价值计算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提出：此项研究应进一步挖掘史料，一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有关战争损失的调研材料；二是战争期间有关机构所做的调研资料；三是整合大陆与台湾相关档案；四是地方史志部门的史料。此外，还应注意调查与统计的历史延续性，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战争赔偿问题，高凡夫提出，“区别论”（即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和“人民外交路线"是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其结果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友好，然而，区别论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和片面化，不利于日本民众认清自己应负的战争责任、反省战争罪责；也给当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带来一定困难，但不具有必然联系。[50]

       参考文献：

　　[1]王广：《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l期。

　　[2]韩宇、李莉：《第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3]王和：《再论历史规律——兼谈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l期；《关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2008年4月28日《北京日报》；《实事求是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心的探讨》，《史学月刊》2008年第l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