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3)

　　关于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汪朝光有两篇文章进行探讨。一是通过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研究指出，l946年3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国民党内对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的“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二是通过对1947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探讨了国民党面临严重统治危机下的应对之策，指出国民党党内在会议期间有激烈争论，其各项内外政策及决策体制受到不少与会者的尖锐批评，但由于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定势，已经使其失去了创新精神，加以蒋介石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独断权力，大体控制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根本解决国民党面对的种种问题。[28]

　　关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金以林以汪精卫为线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宁粤对峙期间，汪精卫与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关系的数次戏剧性转变，认为：从汪精卫的这些转变中不难发现，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派系，彼此之间的政争焦点，更多的是集中于党的权力之争。[29]桑兵通过考察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风波，指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使之迅速扩张。同时，国民党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国民党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30]张皓则通过考察l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指出这一宪法的出台是蒋介石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演变的结果，国民党内部的CC系以立法院为基地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表面上首届行宪立法院“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势力”，但事实上，在773名立法委员中，约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却是在CC系控制之下。[31]

　　关于民国政治制度问题，近年来较多关注制度背后的权力与权谋，本年仍有所深入。鲁卫东通过对北洋时期文官考试的参加人数、录取比率、分发情况以及任用等问题的探索，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考试出身人员取而不用，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等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做官则比比皆是。[32]王奇生通过对l924m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的考察，指出在短暂的两三年间，中政会的名称、性质、人事、组织与职能变动不居，实际上已成为党内精英角逐和国共党际斗争的矛盾焦点，也是北伐前后南方革命政权纷争剧变的一个缩影。其运作虽然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但实际上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作者还指出，从中政会的这些演变中，不难看出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可能延续在中国数千年的深层政治文化之中。[33]陈瑞云则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即使地位达到训政最高指导机关、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仍应对中执会负责，中执会闭会期间对中常会负责，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34]江沛考察了1924—1928年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指出国民革命军早期实施的政工制度仿自苏俄红军，是国民党“以党治军”理念的具体表征。随着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因“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理念及制度上的“党在军上”演变为实际运作中“以军治党”。[35]

　　关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研究，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严海建通过考察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l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指出这种歧异背后是中央与地方驱使动机、所依持与凭籍的资源之不同，其结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相反像李宗仁、傅作义等这样的非中央系反而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36]黄天华以l932年爆发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之战为中心，考察了战争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等几方势力的纠缠互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不仅受到地方主义的抗拒，也受到中共的强烈挑战，特别是当地方政争与苏维埃根据地发展同时发生之时，南京政府必须站在“中央”的高度，尽力协调地方各派势力，以和中共势力竞争，不然地方势力的捭阖和民心的转向将使其走上被再“革命”的命运。[37]王先明以两湖地区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认为保甲制的“复兴"集中表达了国民政府试图将行政体系直接顺保甲制进入到村庄，使村落成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但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效能却不能如愿。其中表现的近代乡村体制的多变性和反复性，是在中国传统体制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体制文化资源双重作用下，不同权力主体不断寻求最适宜自身需求的历史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揭示出权力机制建构的实质。

　　在于权力主体利益的适度分域和规范界定，而不只是单纯的制度依赖。[38]魏本权、陈益元和杨焕鹏分别以华北地区、湖南醴陵县和浙江省为例，考察了国民党政权为加强乡村控制而建立起的区乡政权，指出这种介于县与村之间的区乡机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相疏离，制度与实践相脱节。[39]曹天忠考察了民国新县制中政教合一的演进过程，指出其中的焦点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40]

　　四、抗日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研究方面，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一般是以内阁、政府、军部为研究视角，而以下两篇文章则采用了另外的视角。一是戚其章针对以往有的研究比较肯定日本早期有兴亚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兴亚主义思潮兴起与发展的过程，指出兴亚主义思潮中包括宗教启蒙派、文化复兴派、自主联盟派、大陆政策派和合纵连横派等。虽然其中不乏倾向革命的派别人物如宫崎滔天等，但起主导作用并对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大陆政策派和合纵连横派，他们的观点并非要建立亚洲各国的互惠互利，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至于大力推动兴亚主义的兴亚会，它并非如一些人所言是“民间组织”或者“民间对华友好组织”，而是日本外务省直接掌控和主导，并有军方参与运作的一个情报机关。二是史桂芳、王柯分析了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及其与日本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战争结束，日本知识分子普遍十分关注国内外形势，主动研讨国家对策，为政府充当参谋。如昭和研究会就力图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在近卫组阁、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实行国内新体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确有左翼人士参加其中，并对日本的武力征服政策提出过批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深刻。他们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比较复杂，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