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2)

　　二、晚清政治史

　　在鸦片战争研究方面，王开玺考察了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和事后反思，认为他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无论是其夷务思想还是办理夷务的实践，都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和旧的痕迹，既不能因此而宽宥其所犯错误，也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苛求他。[9]郭铁桩初步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地区的侵略和骚扰，认为其目的在于解决英军的给养、集结、修整等一系列战前的准备工作，而清政府则基本采取妥协和羁縻政策。[10]

　　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多注重军政人物方面，朱从兵和张蕾则以官至天官正丞相的文书曾水源为线索，考察了太平军中掌握知识的文书人员的命运。作者认为，这些文书人员由于在工作中与诸王关系密切而一度得到重用；又由于他们卷入到了太平天国高层的政治斗争而走向被消灭的道路。透过他们的命运，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间在皇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可以深刻地理解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11]

　　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小刀会起义，吴善中、韩荣钧对朱从兵2005年发表的《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时间考》进行再讨论，认为朱文所说的吴健彰“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发布策略、故意隐匿原件”造成“版本内容的差异”的推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并认为刘丽川之所以没有在奏件中写明时间是因为不知道太平天国历法。[12]朱从兵在本年度又写了一篇关于小刀会的文章，认为刘丽川“沾染有游民和商人的习性，趋利避害是其本性，并无他自己所说的建立功名的大志”。在初期的胜利之后，他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领导全局，摇摆不定，幻想在列强的调停和与清军的议和中寻找出路。[13]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否利用“邪教”的问题，陈蕴茜用自己定义的“邪教”来批驳有关的讨论，认为太平天国上帝教不具备邪教的本质与特征。而史式则承认，初期的太平天国和很多农民起义一样是利用了邪教进行起事，但不能将二者等同，太平天国应该被称为“一场流产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14]。

　　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由于2008年是戊戌变法1lo周年，发表的文章较多，尤以考证性文章为多。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利用日本所藏的资料对《诡谋直纪》进行了再一次辨伪考证，认为此材料虽经毕永年亲自审定，但并非是亲笔所写，而且背后也有来自驻华领事小田切结好清政府、张之洞，驱逐康梁等人的外交动机。因此，毕永年的立场是不客观的，在利用时要认真考求，“不可一概视为信史”[15]。孔祥吉还另发文章，论证了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等人草拟的七个重要条陈，认为康有为如此大规模地通过为他人草拟奏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大发明”。梳理

　　康氏草拟的这些奏疏，也有助于理解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开始之前他的思想变化和实际活动。[16]茅海建通过对张元济回忆录的考察，确定其准确性不如当时致友人的两封信件，并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中存在着光绪帝的改革意旨和整个政治高层的因循拖沓乃至暗中对抗的矛盾。[17]谢俊美通过考证，认为翁同龢是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的，而不是光绪帝，背后则与他引起慈禧的憎恶和荣禄、刚毅做手脚有关。[18]

　　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江中孝选择被认为新旧冲突最激烈的湖南为例，通过对所谓守旧人士的考察，提出：我们现在所谓的守旧人士应该分成两种，诸如王先谦等人其实是赞同引入西学的渐进改革者，真正顽固反对西方所有一切的只是谭钟麟等少数“真守旧”者。王先谦之类并不是反对引进西学，而是出于对康梁的反感，真正反对西学的人并不多。作者认为，除了“真守旧”之外，趋新官僚内部确实存在着改革的激进派和渐进派，而戊戌维新的失败与趋新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纠缠内耗有很大的关系。[19]

　　在日本与维新人士的关系方面，王明伟注意到以往未曾涉及的奉行国粹主义、主张建立“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士陆羯南。文章梳理了陆羯南与康梁等人的思想、行为和交往，为学界揭示了何以在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赞同中日联盟的原因。[20]

　　在清末新政研究方面，涉及较多的是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法国学者陆康（Luga Gabbiani）通过考察民政部1906年的制度设计和1910年低层人员之间的交恶，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内部考试，认为官制改革改变了书吏的尴尬地位，同时官僚仕途依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最终是国家机关的扩展和行政管理职位的扩大。[21]王奎分析了商部向农工商部转化的过程，认为虽然有了机构专业化、管理近代化等优点，但同时也出现了官员人数膨胀、地位下降和经费困难等问题。[22]徐保安考察了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仕学科等机构，认为这类机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课程设计、学习考核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但也由于过于求成、忽视在职官员，尤其是督抚大员以及自身的封建统治，使得“开官智”的目的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3]

　　对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彭剑通过解读清政府立宪九年清单，认为传统的认识存在误区，这份清单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开国会年限。[24]随即有余元启和侯宜杰分别撰文，从字句的解读和侧面材料的引证反驳了彭剑的结论。[25]

　　三、民国政治史

　　关于抗战后期国共关系问题，仍受到研究者重视。邓野撰文认为，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产生了另编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与中共全面破裂、缓和国共矛盾的四派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事态得到控制之后，国共以二届一次参政会为筹码，围绕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进行较量。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则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26]对于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邓野另文指出，从政治背景来看，蒋在此时出版此书，是利用国民党从形式上完成中国废除半殖民地地位的政治宣传。其核心在于，将一个本来是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转换为国共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排斥性的选择，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但这种排斥性的选择提出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内，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阶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中国之命运”，实际上就是国共合作之命运。此书的出版及其政治后果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它以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埋葬。[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