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对清末对外关系的影响(3)

　　三、殊途同归，传统思想行不通

　　首先来看看建立在“防夷”基础上的三种道路。第一是固守定制。1850年咸丰皇帝继位后，下令加强海防、重新起用林则徐和拒绝了列强的修约要求，试图以强硬态度来维护定制。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阻止列强对华扩张的行动。由于入城无望、修约不成和贸易不顺，英法两国分别制造借口，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再次打败了中国军队。1860年9月中旬，在北京附近的通州，清政府代表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中方代表全部接受了对方对新特权和利益的要求。随后，英国代表巴夏礼又提出面见皇帝亲呈国书的要求，遭到中方代表载垣等驳斥，因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13〕英方不服，认为这是中国不友好的表现，而中方认为英方太狂悖，“抚局断无可议”，下令拘捕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30余人。谈判破裂，矛盾激化，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酿成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所谓的国体比国家利益更重要。然而，这种坚持国体、扣押来使的作法却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灾难。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中那些守旧分子依然不接受教训，他们死抱传统思想，攻击洋务派模仿西方而采取的新措施。对于办新式学堂，大学士倭仁就指责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4〕对于建立新式海军，有的官员就讲轮船会触礁，水雷施放时不过“白烟数丈，水泡一窝。”对于修建铁路，有人竟称开山铺路会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19世纪末，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搞维新变法，而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荣禄等顽固分子则在慈禧太后的指挥下，发动政变，扑灭维新运动。继而这些人又鼓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神功来打击列强，下令围攻北京使馆区，试图赶走外国人。这一作法反给列强以口实，八国联军1901年攻陷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宣示固守定制道路的终结。

　　第二条路是怀柔列强，在19世纪后半叶，主要的怀柔作法是“求和”和所谓的“以夷制夷”。应用这些手段的典型人物是李鸿章。1873年，日本借故对台湾发动袭击，负责解决此事的李鸿章主张对日赔款和开放台湾通商，他说：“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15〕在马嘉理案件的处理上，他又主张要“扩怀柔之大度”和“委曲求全”，〔16〕结果是《烟台条约》的订立。中法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主张尽早议和，接受法国方面提出的条件。他同法方代表于1884年6月在天津达成了《简明条款》，同意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出和不干预法越所订条约。但是妥协并不能阻止法国的扩张野心。事隔一月，法国便借撤兵日期未明之机挑起事端，袭击台湾和福州。最使李鸿章难堪的还数中日战争。他试图借助其他列强的调解来配合向日本的求和活动，重点是英国。他拜会英国公使时提议与英国结盟，只要英国出面为中国进行干预，清政府可许给种种好处。尽管如此，他还是处处碰壁，只得自行去向日本求和，签了《马关条约》。这种妥协让步的怀柔作法并不能解救中国，反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的第三种道路，即简单的反抗是否就能救中国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广州民众的斗争一度成功地阻止了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然而列强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使广州城大门洞开，而且最终通过新的条约使南北沿海地区和长江内地都开放。对于侵略者的欺压和凌辱，中国各地的百姓仍然不断地进行反抗。如在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中，因法国领事丰大业蛮横地向中国地方官员开枪，群众愤起不仅击毙丰大业，还烧了教堂和领事署，打死洋教士洋商20人。在1875年的马嘉理案件中，为了阻止计划开辟滇緬通道的英国探险队，云南腾越的民众起来堵防。云南巡抚岑毓英暗地里安排其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英翻译官马嘉理，把英武装围堵于班西山下。〔17〕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事例中最令侵略者心惊胆颤的是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团扒铁路，砍电线，禁卖洋货，焚烧教堂，提出了对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18〕在北京，数万名义和团民奉清政府的命令围攻使馆区，他们不畏洋枪洋炮，勇猛冲击，一度攻占和焚烧了比、奥、意等国的公使馆和华俄道胜银行。战斗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义和团的无畏换来的依然是失败。显然这条道路也无法把洋人拒之国门之外。

　　前三种道路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是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的道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批官僚认识到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探索新的出路。于是，在魏源的思想基础上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他们逐步放弃旧制，不再视欧美国家为夷蛮，试图通过推行洋务来求得自强。这场运动历时三十余年。洋务派成立了位于六部之上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一切涉外事务。清政府成立了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材，并逐步向外国派出中国使节。洋务派从两次战争的失败中及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中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们一面向外国购买军火，一面自行建厂生产，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先后成立。他们特别看到列强的火轮兵船“星驰飚举，无足当之”，便大规模向外国购买军舰，组建了北洋、福建、南洋三支水师，尤以北洋海军为大，拥有各种军舰22艘。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洋务派还模仿西方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方法，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兴办民用厂矿企业。虽然中国经济在不断衰退，但在1890年，中国GDP仍占世界比例为13.2%，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13.8%）。〔19〕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不相上下，在吨位上中国略占优。就硬实力来说，中国当然是一个亚洲强国（若称弱国，其定义只能是因为老打败仗）。然而一场失败的中日战争不仅破坏了洋务运动的成果，而且使中国内部的严重问题暴露无疑，加速了清政府统治的垮台。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在探讨如何处理中外关系问题。围绕传统思想所采取的四类方法经过实践都未能使中国摆脱被侵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