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对清末对外关系的影响(2)

　　1842年底，美国也派人提出到新开口岸进行贸易的要求。道光皇帝闻讯后大怒，立即下令不准，“务即剀切谕止，断不准稍有迁就，总期于怀柔远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无滋生事端为妥。”〔4〕还是大臣耆英灵活些，他向皇帝解释道：西洋人长相差不多，很难加以区分和控制，不如同样准其他西洋人通商，以免“怒在天朝”。一方面由于担心西洋人重起事端，另一方面基于天朝上国礼待蛮夷的历史传统，道光皇帝认可了在通商问题上“一视同仁”的原则。美国政府派遣的使节顾盛1844年来到中国。他向清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进京面见皇帝递交国书，二是签订商约。根据他的打算，后者才是最终目的，前者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重要筹码。因为美国是外夷，向来未对清廷朝贡，不属朝贡国之列，按照清朝的定制，美国使节无权来京。那么，为了使美方代表放弃进京要求，清政府一定会在签约问题上作出让步。果然，获知美方要求后，道光皇帝答复说：“谕以天朝抚驭各国，一视同仁，凡定制所应有者，从不删减，定制所本无者，不能增添。若各国纷纷请觐，观光上国，不但无此政体，且与旧制有乖。”〔5〕按照这个指示精神，大臣耆英于这年7月初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换取美方代表取消进京的要求。随后不久，清政府又同法国订立《黄埔条约》。道光皇帝认为：允许各国来华贸易“已属格外恩施”，而传统的华夷秩序是不能变的，非朝贡者不能来京。显然，清朝统治者仍把欧美列强视为一般的夷，试图通过这种一视同仁的“抚驭”对策来维护华夷秩序。虽然仁惠的东西有点多，但毕竟坚持了“礼”的原则，保住了固有的体系。他根本不理解这是一个新的体系在向中国提出挑战。

　　2.怀柔列强。曾代表中国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耆英对清朝所面临的威胁要有更多的体验。皇帝要的是坚持定制，而他作为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不能不想办法去落实这项要求。而根据传统思想，平天下最好的方法就是柔远人。耆英认为西洋商人皆唯利是图，如果他们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就自然会同中国和好相处，所以“抚夷不外通商”。〔6〕在他看来，签约通商并不代表战败的耻辱，而不过是大国怀柔蛮夷所给予的小恩小惠。因此，他说服了道光皇帝对各国要“一视同仁”，并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分别同美国和法国订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不仅如此，他还想借建立私人关系来进一步笼络对方。1843年6月，耆英对香港进行了5天的访问。期间，他不顾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的限制，放下上等人的架子，尽力讨好英国总督璞鼎查。他与对方互换夫人的照片，还表示要收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访问结束时，他给对方的信如同一份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7〕耆英的这种典型的怀柔远人的作法却遭到西方人的嘲笑。相比那些恪守旧制拒绝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清朝官员，耆英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图谋稳定中外关系。只是他不知道小恩小惠满足不了列强的巨大胃口。

　　3.拒夷入门。与清政府相比，老百姓的反应则比较强烈。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以各种方式同进入中国的洋人展开斗争，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广州民众反对外国人入城。1843年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人不甘心只呆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一带，多次要求入城，都遭到当地民众的坚决反对。1847年4月，英国公使德庇时诉诸炮舰外交，凭武力闯进虎门，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民众严加戒备，不准英人入城。耆英左右为难，只好私下里答应两年后允许英人入城。1849年英方要求履约，道光皇帝也同意“只准暂入，不准常住。”但是广州百姓还是不答应，当地的士绅组织“社学”调集10万民众守卫珠江两岸，严阵以待。英方慑于中国民众的反抗声势，不敢贸然动武，再次放弃入城要求。广州民众反对英人入城的理由有三点：其一，“英夷生化外刁毒之乡，狼心兽面”，来中国后态度傲慢，为非作歹，欺凌百姓。其二，“我圣上为安抚及保护外夷，免受战争损害起见，特准其在规定五口通商贸易，以示深切关怀。”〔8〕也就是说，清政府已对外商格外优待，允许其来华经商，不应再得寸进尺要求进城。这“显系违反旧有规定”。其三，1842年11月，士绅刊刻“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反对英人入城称：“兹问逆夷将入珠海，创立码头，不惟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况其向在海外，尚多内奸，今乃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一言难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策以应之？是则英夷不平，成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9〕显然，这第三点最为重要。由此可见，与其说是广州民众要保卫领土，不如说是要维护华夷之辨的理念。因此，民众的抗敌要求得到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的支持。徐广缙向朝廷建议采取“顺民阻夷”的办法，称“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讧。”〔10〕从形式上看，广州官民的态度与耆英不同，他们对强行进入中国大地的西洋人采取了反抗而不是示仁的作法。但从实质上看，二者都是要维护旧制，坚持“礼”的规矩。所以，徐广缙事后得到皇帝的嘉奖。在这些同样深受传统思想支配的人们看来，允许西洋人来华经商已是一种恩惠，他们不应再有非分之求，进入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广州官民未能意识到这些洋人早已不是昔日乞求中国恩惠的蛮夷了，闭关锁国不合时宜了。

　　4.师夷长技。失败的战争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毕竟使少数士大夫猛醒，如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他们放眼看世界，对战争的失利进行反思，发出了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便是魏源。魏源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国的军事原因，为此他系统地发挥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具体说，他认为西方列强的优势在于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就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长处。除了总结失利的军事原因外，魏源还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原因，他指出：“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虑”，也就是要作到“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譬如他指出列强各国重视发展工商业，“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他称赞美国的联邦制，甚至把“不设君位，唯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称为“西土之桃花源”。〔11〕一句话，魏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学习西方的长技。其思想一方面摆脱了仁义的局限，意识到西方东侵的严峻形势，强调要以实力说话；另一方面没有离开华夷秩序的框架，还是站在天朝上国的位置上要设法“制夷”。〔12〕然而，这样一种有点变革态度的思想及主张在魏源生前对中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一般士大夫仍然对世界大势知之甚少，因为传统思想太强大了。

　　归纳起来，前三类反应有一共同点，即无论是固守定制，怀柔列强，还是拒夷入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防夷”，手段都是被动的。唯有第四种反应的目的是“制夷”，手段是主动的。但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传统思想出发的。其中有哪一种或哪几种走得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