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对清末对外关系的影响(4)

　　四、传统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从根本上看，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中国的体制问题。上面所谈的前三种方法都是单纯的维持旧制。洋务派的方法虽然作了些改革，但未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变革封建专制体制。19世纪末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维新派批判洋务派的措施是“变事”、“小变”。康有为曾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0〕在此之后，无论是主张变法的维新志士，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还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青年，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都要在传统儒家思想之外为中国寻求一条全新的道路。他们或是向欧美学习，或是向东洋学习，或是向苏俄学习，力图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主导东亚几千年的华夷体系在19世纪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

　　1.时代不一样了。资本主义在18、19世纪蒸蒸日上，成为全球的主导体系。它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扩张性。它从欧洲传到美洲，再到非洲和亚洲。凡是它所触及的地方，它都要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世界80%以上的GDP。它们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它们支配和影响着几乎整个世界。腐朽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建专制体系孤掌难鸣。清政府的对手不是过去那种个别的外国或外族，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鸦片战争中的直接敌人虽然只有英国一个，但支持英国商业要求的却包括法美等国的商人。义和团时期的敌人更是多达8国的联军。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尚没有凭一国之力成功地阻击列强共同侵略的案例。一个不甘心放弃旧体系的中国活活地被一个庞然大物所压垮。

　　2.观念不一样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创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它提出了“主权”的概念，它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当这种思想被带到东亚时，不平等的华夷体系和封贡制度显得是那么“霸道”。当列强进入越南和朝鲜的时候，无不是打着帮助这些国家从中国控制中取得独立的旗号。就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日益扩展之际，一直对封贡关系恋恋不舍的清政府派袁世凯对朝鲜实行“监国”，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宗藩关系的作法，甚至不许朝鲜向国外派驻常驻使节。这对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朝鲜维新派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是那么反感干预其内政的清政府，而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清政府的政策不仅把朝鲜推向日本一边，而且直接导致中日的军事冲突，加速了自己的衰亡。

　　3.利益为主导。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资源和市场，它要对全球的资源和市场进行整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21〕在这个体系中，列强都追求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其余的小国弱国都沦为它们渔肉的对象。中国是一个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国家，正如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劳罗斯向政府建议说：“假若这个国家向所有国家自由开放，美国的企业将会兴旺发达。”〔22〕一方面，资本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这是清政府的小恩小惠所无法满足的，也是当时广大国人所不理解的。为此，列强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迫使中国开放。另一方面，在表面上讲求仁义而不为利所驱动的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下，中国无法像日本那样迅速地改制，加入新体制的竞争中，从而不断衰退并最终沦为列强的盘中餐。

　　4.实力作后盾。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各国都凭借实力来捍卫和扩展自己的利益，而利益的扩大又带来实力的增长。保罗·肯尼迪指出：“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23〕为此，18、19世纪的世界上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不仅有大量的资本主义国家征服殖民地的战争，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为利益打得不可开交。大国兴衰的历史就是实力变迁的历史。在这里，仁人并不无敌，不仁者也并非不能成王。一个已经落后的中国跟那些武装到牙齿的资本主义国家讲王道有什么用？怀柔政策肯定行不通，洋务政策只是杯水车薪。坚持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旧制造成了经济衰退和政治腐败，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以及取得收入的能力和军事力量。近代中国失败是必然的。

　　总之，传统的儒家思想曾被时代所抛弃。今天，当中国重新崛起之际，一些中国学者有振兴儒家思想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对外关系来讲，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1）在过去的二百年当中，时代发生了变化，但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依然存在，其特点也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讲儒家思想不能抛开其核心内容，讲儒家思想来指导对外关系，不能忽视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及中国古代华夷体制给外人的负面烙印，自说自话的方法不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内容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可以发扬光大，但只有一个扬弃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新儒家思想（这里把康有为的思想算作是新儒家思想）才有可能为世人所接受。与其如此，不如在总结近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树立一个新的对外关系思想。

　　[注释]

　　〔1〕参考张研《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吴长燕：《王道睦邻传统与当代中国睦邻外交》〔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陈向阳：《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12月；刘馨《试论晚清时期外交思潮的演变》〔J〕，《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等。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M〕，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页。

　　〔3〕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9页。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72页。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763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8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