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原因探析(3)

　　孙中山对自己逐步酝酿形成的“西北战略计划”，相当迷恋神往，屡次向苏俄方面提出。1922年12月30日，孙中山致函越飞，提出由他率领10万大军从四川和甘肃进入外蒙，然后进攻北京，推翻北京政府。为此，请求苏俄给予武器、装备和顾问等方面的援助。42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考察期间，蒋介石再次向苏俄转述了孙中山的西北战略计划：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南方军队决定将战场移至中国的西北地区，从陕西和蒙古等方面夹击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表示“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讨这一“新的作战方案”。43正值代表团考察之时，9月17日，孙中山在致加拉罕的密电中又明确阐明：“蒋将军将向你们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44同年10月，当鲍罗廷顾问抵广州后，孙中山又向鲍罗廷再次阐述这一战略计划：如果他的势力能扩展到华中和蒙古，他就可以相当自由地对付帝国主义，并希望能以蒙古为基地来实行公开的和更有效的政策，因为在那里不仅有比南方更多的追随者，而且有友好的俄国作后盾。65

　　但是，这一“西北战略计划”屡次被苏俄方面否定。越飞在他向上级的报告中称这个计划是孙的“旧梦”。苏俄领导人斯克良斯基向蒋介石代表团明确指出：“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全部情报，仔细地讨论了提出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46鲍罗廷到广州后，向孙中山力主改组国民党及开展群众工作的必要性。直到同年12月4日，齐切林在致孙中山函中仍强调：“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47并希望孙不要在蒙古、西藏以及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使用武力。

　　在苏俄的多次帮助影响下，并受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启示，以及对自己长期单纯军事运动失败的反思，孙中山终于放弃了他所迷恋梦幻的“西北战略计划”，认识到了改组国民党、重视革命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下决心真正师法苏俄的革命方法和经验。于是，他进行了国民党的改组，召开了国民党“一大”。

　　孙中山国民党人放弃了“西北战略计划”，但是并未中止实现“北方革命”或“中央革命”的计划。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一些国民党人认识到：“要革命彻底成功，便要实行中央革命，在北京发生一个大变化。”48他们屡向孙中山建议：“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49故此，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将目光转向时据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内部去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而直系内部倾向进步、遭受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就成为被争取的对象。

　　1922年3、4月间，马伯援奉孙中山之命赴陕西访问冯玉祥、胡景翼，“谈冯胡合作，实行北方革命计划”。50

　　1923年前后，孙中山在马伯援、王用宾等人的劝说下，赞同支持他们主张的“北方革命”或“中央革命”的计划。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国民党人王用宾后来写道：“自民国十年，总理就大总统职时，锐意北伐，密派宾为北方特派员，到北方观察结果。十一年返粤，呈意见书十数章，极力发挥北伐非北军自伐，革命非中央革命不可，二义极蒙赞成。”511923年10月，孙中山又对马伯援的北方革命计划予以肯定，并命徐谦等人从速着手进行。10月25日，赴京做冯玉祥工作的马伯援返回广州向孙中山力述“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指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军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另外蒙古方面还流散着许多曾参加过俄国革命的山东军队，“倘先生到满洲里附近起兵，将革命旗子竖起，吾去说冯玉祥、胡景翼响应，成功则堂堂正正的干一场，否则求个速死，免得在广东天天受罪”。孙中山听后颇为感动，郑重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出诸你口，入于我耳，你须去问问冯焕章的意思，他有这种计划与决心否。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此间军队，若不改良，无论如何，不能革命，更谈不上北伐。”“我实在希望你的计划实现。”“借力于俄国蒙古，这是我最近的出路，因为现在俄国人看见我的苦斗，已表示许多的意见，不像日本的小气，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反正我们革命党，于现今世界，要求一条出路，非要国际间的援助不可。”并请马伯援和徐谦“从速着手此事之进行。”52

　　此时，孙中山派遣众多国民党人赴北方做冯、胡、孙的工作。徐谦、王正廷经常与冯见面，往来至密，并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相识，经常谈论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冯“得到许多新的认识”53。于右任、焦易堂、刘允丞等赴胡景翼处，张继、李石曾、王法勤等赴孙岳处，分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带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54。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19日，孙中山又正式委任张继、王用宾、刘守中、续桐溪、焦易堂为军事委员，联络北方军事，并特派徐谦、续桐溪、王用宾分别为冯玉祥军、陕军和直军慰问使。18日又致函刘允丞，命其争取陕军支持北伐。于是，胡景翼即派刘允丞到上海，与于右任商量反曹吴计划。

　　但是，直到北京政变前夕，孙中山对于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能够马上发动“中央革命”的可能性是估计不足的。国民党北方特派员王用宾写道：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胡景翼驻顺德，孙岳驻大名，“胡、孙皆同志，防地紧接，北京同志又集是处，谋北方革命。宾以中央革命之必要，语刘守中、续桐溪两同志，刘、续以语胡、孙，甚赞成，谓冯、吴交恶已深，直奉再战，不难连（联）冯败吴。惟总理不来，徒为段造机会耳。遂托宾于十三年春入粤转陈于总理。”北京政变即将爆发时，“宾复于十月下旬往沪，密电总理请速北上，电中有如总理北上，中央革命不实现，请杀宾以谢举国同志之语”55。孙中山对北方国民党人的报告不大相信，他自己坦诚说道：北京政变“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56所以，北京政变爆发后，孙中山践约“为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去北京”57。他说：“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58

　　北京政变爆发后，冯玉祥国民军和北方国民党人积极欢迎孙中山北上。

　　面对冯玉祥国民军和北方国民党人的欢迎，孙中山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清醒头脑。基于事实分析的基础，他对于北京政变的认识和拟实现“中央革命”的设想有个前后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