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原因探析(2)

　　孙中山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在他整个北上过程中，“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如潮水一般兴起，欢迎，发表宣言，游街示威，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之无处不是表示他们对于他们的领袖中山先生之十二分热烈的信仰和拥戴，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事”。26表明广东地区“革命的暖流，却已经由南海北进，而冲击渤海的东岸，跟着中山先生的北上，而更加激荡”27。当时中共北方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周刊写道：“中山先生来了，并没有带着成千成万的兵丁，也没有乘着武装的铁甲车;只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经验，革命的主义，革命的纲领，随着他来了——这是他能向导给我们的。”28

　　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国共两党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促成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三、途中访日，希冀结成东方同盟，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

　　为什么北上途中绕道日本，孙中山当时的演说和后来各种史书都说是因上海北行车船受阻而临时决定的。29笔者认为孙中山途中访日是有准备有目的的。

　　其一，当时上海到天津的船位紧张，火车也不通，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必须取道日本才能迅速到达津京。11月20日，冯玉祥南下迎孙的代表马伯援得知孙中山已决定绕道日本北上后，乃同孙中山北上随行人员邵元冲、韦玉等“由烟台赴津”作迎孙准备，“11月26日到天津”30。这说明不绕道日本比孙中山还提前8天到达天津。另一随行人员汪精卫更于11月24日晚抵达天津31。那么，提前的时间就更多了。

　　其二，孙中山访日并非临时突然之举，是在广州时就有了准备的。早在是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就派李烈钧赴日发起亚洲大同盟。当孙中山11月17日抵上海时，奉命从日本返国的李烈钧已抵沪。李极力劝说孙中山绕道赴日。这更坚定了孙中山赴日的决心，“乃定取道日本之计”32。孙中山在托泽村幸夫打的电报中，明确地谈到了赴津之前绕道日本，并谈此行旨在谋求中日提携合作。33另外，在孙中山访日之际，苏联顾问加伦向广州政府军政要人谈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则加以反驳，反复向他说明：“孙中山此行……即使不能导致建立三国同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34。这说明访日之前，孙中山与广州政府高级要员就中日俄三国联盟问题是进行过认真商讨的。

　　其三，孙中山访日是有目的的：一是谋求建立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方同盟”（亦称“东洋联盟”、“亚细亚联盟”、“亚洲大同盟”），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以救中国。建立中、日、俄三国联盟是孙中山晚年外交的一个重要设想。1923年11月他在给犬养毅的信中，以及1924年12月5日他在天津接见日本某访员时就奉劝日本承认苏联政府，支持中国革命，实行亲苏亲中政策。对此问题，奉孙中山之命访日的李烈钧曾有相当透彻的论述。1924年11月11日，李在日本宣称：“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35二是谋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强与皖、奉军阀谈判的地位。北京政变后，北方政局实际上由以日本为后台的皖、奉军阀所控制。孙中山北上与皖、奉谋求和平统一，就必须争取日本的支持，以减少谈判的阻力。因此，孙中山在日本反复强调应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中日亲善携手合作。

　　但是事与愿违，孙中山日本之行遭到了日本官方的冷遇。日本政府拒绝他到东京去。就连与孙中山有过联系的政、财、军界实力人物也极力回避。孙中山两手空空地离开日本，一腔热忱和希望化为泡影。12月20日，他很失望地对马伯援说：“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为吾人未获得政权”。36与此相反，段祺瑞的两个代表却受到了日本首相、外相以及其他达官显宦的隆重接待。显然，孙中山之所以多次申述绕道赴日是因上海北行车船不通，这既是他为了寻求日本援助的一种试探，也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于他访日前后冷淡反应的一种策略性表示。

　　四、联合冯玉祥以实现“西北战略计划”

　　孙中山长期革命的基地在南方。十月革命后，他逐步酝酿形成了一个“西北战略计划”，即：以苏俄为后盾，在西北建立革命基地，从西北向北京发动军事进攻。1918年1月、3月，他初步提出西北与俄国革命的未来关系问题，指出：“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37“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38是年，孙中山曾派曹亚伯赴柏林，向德国提出了自己的西北计划建议，即：“德国和俄国必须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国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师德国军队，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并且推翻那里的政府。”39孙中山的西北计划曾受到刘江、章昙的影响而丰富起来。1920年4月，旅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局成员刘江（又名费德罗夫）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了一项战略计划，即由孙中山率领的南方革命军队，和通过满洲、新疆长征的在苏联红军中的中国人组成的部队，配合一致，共同进攻北京军阀政府。40另一个国民党人章昙的报告更引起孙中山的注意。报告称：“环顾域内，……独西北三省兵力单薄，尚属有虚可乘，且地邻俄国。彼方实行社会主义，自无侵略领土之野心，易得同情之互助。”并称：闻苏俄政府正召集华工数万从事训练，如果能得华人将官指挥并率军进入新疆，陕、甘、新三省可“立时占据”。这一建议深得孙中山的赞赏，乃在报告上亲笔批示“酌答奖励”。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