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的构建(4)

        数理化学科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建立，同样是归国的留学生奠定的。生物学是由留美生秉志、胡先马肃、钱崇树等创建的；农学是留美生邹秉文、钱天涸、陈嵘等建立的；天文学是留美生竺可桢、余青松和留学比利时的蒋丙然等奠定基础的；地质学是由留英生丁文江、留日生章鸿钊、留美生谢家荣等创立的。其他如建立中国建筑学的梁思成、奠定中国桥梁工程学的茅以升、化学工程的侯德榜、机械工程的周仁、冶金工程的周志宏、铁路工程的詹天佑和凌鸿勋等，无一不是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在创建新型学科的过程中还将新型的科学文化注入了中国的学术界，诸如科学的研究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以及发动沟通学术和社会的科学化运动等。他们视科学为救国、救民、救己的生命线，提出“科学是工业之母、是教育之魂、是道德之基、是立国之本”的重要观点，呼吁“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希望学术界乃至全体国民能有系统而健全的科学思想。侯德榜曾撰文指出:“科学不必限于物理、化学，亦不必限于生理、哲学，科学乃有系统的思想之意也。”这批留学生还特别注意传播西方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努力介绍欧美所流行的实验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特别是归纳和演绎法）、数学的方法等，并具体运用到实际研究当中。至于他们为了实现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在大学创立的“教授治校”、学术带头人负责制和在全国创建的各种学会、举办的许多学术会议，以及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交流等，则在学科体制上创造了一种比较适合中国学术发展的新机制，意义深远。以这批留学生为主体，在1933年兴起的全国性的科学化运动，不仅缩短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距离，普及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中国自然科学学科崛起后的巨大社会威力。

三、人文社会科学的嬗变

        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创建大致一样，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确立，包括传统的史学和文学的走向现代，都以留学生为主力。

        汉语言学　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尔雅》、《说文解字》等研究汉语文字的作品，训诂学、音韵学乃至清代的“小学”也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但从未突破仅研究文字本身的樊篱，真正的现代语言学的萌发则迟至鸦片战争以后。19 世纪70 年代，留学巴黎政治学院的马建忠，对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于中国古代汉语也有很高的造诣，经过多年探索，写出了《马氏文通》一书，将方的现代语言学，包括词汇识别、语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等引入中国的汉语研究当中，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出台奠定了根基。20世纪初年，留日生中涌现了一些现代语言学的爱好者，章太炎、胡以鲁是杰出代表。尤其是胡以鲁，曾在日本帝国大学专门学习语言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往北京大学教汉语语言学；1913年写成《国语草创》一书，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的基础上草就了现代汉语言学的基本框架。1916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华民国语言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有力地推进了汉语言学的研究。1911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树达于现代语言学颇有研究，1920 年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1915 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的陈望道也先达和陈望道，一南一北，开创了中国现代汉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在美国留学整整十年的赵元任于1920 年回到清华任教。他虽然主修数学、哲学，拿的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一心想从事语言学研究。他一到清华，就和黎锦熙、钱玄同这些有志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名家取得了联系，并大力介绍西方的语言学知识。1925 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方言学》、《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课；此后，则终身投入到了汉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大师级人物。赵元任在汉语言学理论、音韵学、语法音位分析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特别是在方言调查、语音实验上为学界所称颂。他的名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方言的经典作品。1929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语音组主任后创立的语音实验室，为中国最早的现代语音设备，使汉语言研究逐步科学化。1928年，李方桂获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获此学位的第一人；1929年归国后，先后在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工作，教学出色，论著丰硕，使现代汉语言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中国现代汉语言学已经作为一个较有实力和影响的新型学科赫然兴起了。此后，经过留法归来的王力、留英归来的吕叔湘以及在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高名凯等新一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汉语言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王力在回顾这批学者的奠基性贡献时指出，他们“受过现代科学的训练，有了比较清醒的科学头脑，懂得科学地分析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他们，汉语言学才走向了科学。

        社会学　它是清末从西方传入的一个新学科。严复在1898 年翻译的《群学肄言》和章太炎在1902年由日文翻译的《社会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扎根中国的标志。1905 年前后，中国学界已经基本接纳了社会学；所以，1906 年清廷决定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但找不到合适的教师。1910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社会学门，任课教师仍难解决。直至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宝忠从日本留学归来出任北大社会学教授，才出现了正规的社会学教学。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沪江大学以及1917年清华所设立的社会学系，都请美国学者来任教。“五四”之后，随着留学生的逐步回国，教师奇缺的问题有所缓解，一些大学才纷纷筹建社会学系。至1925年，先后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6所大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社会学系；至1930年，全国有社会学系的大学达到了11所。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型学科，基本确立。而在这些大学执教的主干则是留学生，尤其是留美生。孙本文在1947年作过一份《中国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姓氏录》，留美归来的高达71人，其著名者有任职清华的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任职中央大学的孙本文，任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雷洁琼，任职南开大学的陈序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