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的构建(2)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中国学术界开始朝会通中西、创建新学的方向迈进。19世纪末那些围绕是否引进西学而出现的激烈的论争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呼吁中学、西学的融合和中西文化的“结婚”。王国维曾特意撰文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种中学、西学共生共荣的认识，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使中国学术界排除传统的阻力，逐步走向世界，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术文化的现代性明显增强。那时，在美国、日本、欧洲的两万多名留学生，成了融合中西、推进中国学术更新的“弄潮儿”。“五四”前后，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十之八九来自留学生。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利用他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优势，大力倡导和培植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现代学术环境；留美归来的胡适，俨然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皆具启蒙色彩；留日归来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至于从欧美归来的学习数理化的侯德榜、茅以升、李四光、竺可桢等，则经过艰苦努力，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移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在清华国学院任职的四位名教授，陈寅恪、赵元任是留学生，王国维和梁启超虽没有正规的留学经历，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大学作过数年的进修和研究，梁启超则流亡海外十四年，于欧美、日本学术都有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他们较一般留学生的水平只高不低。恰是在这些中西兼通的著名学者的导引下，中国学术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具体来讲:一是自然科学异军突起，在学术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五十多所有影响的公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的建立，属于自然科学的数理化、天文、生物、农业、医学等学科纷纷确立，并涌现了一批学界公认的著名专家、教授，还创办了一些有一定权威的学术杂志，成立了几个颇受学者欢迎的学术团体，如詹天佑（留美）在1912年创立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任鸿隽（留美） 在1914年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梁希（留美）在1917年创立的中国农学会，王宠佑（留美） 在1922年创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留美）在1924年创立的中国气象学会等。二是传统的文史研究在“史学革命”、“文学改良”、“白话文运动”等变革思潮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新文学和新史学风云突起，同时又逐步涌现了社会学、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许多新型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学术队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新的飞跃。三是整个学界比较重视“实学”和“科学”，出现了热心研究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学术研究新风尚，注重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管理，把科学视为学术成败的灵魂。竺可桢曾明确讲过:“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这样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推广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带有启蒙意义。

        1927年之后的十余年间，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已经在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学术界的走向。那时的大学教授，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以南开大学为例，1930年，全校有教师41人，留美归来的31人；1936年的34名教授当中，留美的33人。据谢长法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就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如果加上留欧、留日归来出任校长的则要达到90%以上，而且多集中于北大、清华、南开等名牌大学。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了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三四层“，土”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这种“崇洋”风气，虽然夹杂着一些不健康的认识，但反映出学界急于赶上欧美的迫切心情。事实上，学界的这批留学生大都较好的发挥了其学贯中西的优势，为完成中国学术的现代构建贡献良多。蔡元培在1927 年提出的“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 的新型学术理念，较多地剔除了政治对学术的过度干预，促进了与西方学术的进一步接轨。而经过多方努力，在1927年与1928年相继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留学归来的英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既提高了学术水平，又对全国的学术发展有某种导向作用。后来出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留美），较蔡元培又有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推广，直接调动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30年代初兴起的“实学”思潮，以及教育和研究经费的相对好转，使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学科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工程学科，如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在自然科学门类上和西方基本持平。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不及自然科学进展神速，但在商科、社会学、法学、经济、教育等应用学科方面有较多的起色，欧美有的学科，中国基本都已经建立并有一定的水平。总之，30年代初期“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