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生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定位(4)

        其一，初步确立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的大学精神。在大学民主和科学的建设中，这批留美生一是注重移植美国文化的精神，而反对机械地照搬，尤其倡导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情况“，洋为中用”；二是通过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着重培养民主、科学意识。张伯苓就明确讲过:“自由精神、独立精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所产生的结果”。竺可桢也强调说:“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蒋梦麟更把自由精神看做大学兴衰的生命，他说:“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导，赖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言论自由以养成之，‘大学学问自由’（Academic Freedom） 之主张，已成欧美先进国家之大宪章，虽以德国军阀之横暴，而大学之中，自成一种自由国，而莫敢侵犯，他若英之牛津、剑桥，法之巴黎，美之哈佛、耶鲁大学，莫不以保全学问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事。我国高等教育，近方萌芽，欲求将来学问之发达，亦非保其学问自由不可。”既然这些留美生把自由和民主精神看做是世界的潮流，又关乎大学的命脉，他们自然就努力在大学推进学术自由、管理民主、广开言路、筹组社团、多办刊物，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大学逐步形成一种平等、自由、公平竞争、以人为本的和谐的校园文化，这就为中国文化转向现代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其二，尝试了“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与铸造自由、民主的大学校风相联系，留美生将欧美流行的“教授治校”也移植过来了。在留美生执掌的大学里，大都设立了以教授为主体的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及各种专业委员会，遇到学校的大政方针，多由这些委员会讨论决定，各个院、系的负责人，几乎清一色的由教授担任。校长基本上按照多数教授的意见去办事。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时有一句名言:“吾从众”。也就是教授会议决的事，校长只能照办，不能推翻。胡适具体将这样的“教授治校”归纳为三大优点: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和情谊；2，广泛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根本”。蒋梦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办学，向来重视校长，而不重视教员。但一校之学术，出自教员而不出自校长。故同人等主张以学校行兴学术之权，畀诸全体教授。校长由教授互选，所以选教授治校之目的也。”平心而论“，教授治校”如果实行得好，有助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保证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且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利多弊少。很多资料显示，那时在大学工作的许多教授意气风发，志趣高远，兢兢业业，取得了不少带有原创性的成果。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数新型学科基本上是由这些留美归国的大学教授所创立。如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任鸿隽、曾昭抡、杨石先；数学学科的奠基人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物理学科的胡刚复、饶毓泰、吴有训；天文气象学科的竺可桢、张钰哲；地理学科的邝荣光、谢家荣；农业学科的陈振先、梁希、过探先；生物学科的秉志、胡先　、钱崇澍；建筑学科的梁思成、陈植；哲学学科的胡适、贺麟、金岳霖；心理学科的颜永京、陆志韦；社会学学科的瞿世英、孙本文；经济学科的陈长蘅、马寅初、何廉；政治学学科的王宠惠、钱端升等，全是留美生。学科是大学文化发展的元点，这些新学科的建立，加上相对自由而有活力的学术研究，大学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就容易得到发挥了。

        较大学文化机制更具动态效应的是，以留美生为主体的对外学术交流。留美生利用他们了解世界学术动态和有较多的海外联系的优势，一方面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主动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使中国学术界开始与世界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系。1919年至1921年，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邀请当时世界盛极一时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1Dewey） 来华讲学。杜威热情颇高，足迹遍及华北、东南大半个中国，不仅系统介绍了其实验主义哲学，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见解，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1921 年9月至1922年1月，陶行知、凌冰等组织的实地教育调查社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P1Monroe）来华一边讲学，一边进行实地教育调查。孟禄不辞辛苦，走遍河北、山西、江苏、福建、辽宁等9 个省和北京、上海、杭州等18 个城市，进行了200 多次调查和60 多场演讲，针对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为1922 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22 年以留美生为骨干组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又邀请美国科学教育学家推士（G1R1Tuiss） 、教育测量学家麦柯尔（W1A1Mecall） 来华讲学和考察，同样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1924 年以留美生为主体创立的中美教育文化基金会，则以学术交流为轴心全面推进了教育、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中外交流，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几乎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如法国著名数学家班乐卫（P1Painleve） 、德国物理和航空学家爱迅（Aaohen） 、卡曼（Karman） 等先后来华讲学；中国学者也经常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如1926年的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植物学会议、1927年的万国工业国际会议、1930年的国际人类学会议、1931年的国际人类及史前考古学会议等。为解决中国新型学科教材缺乏和专业书籍短缺等困难，这些留美生还引进并翻译了大批欧美的教科书与专业参考书，这方面的文化引进所产生的文化效应更是广泛而难以估量的。近代中国学界和国外的学术沟通平台，主要是由留美生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