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生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定位(3)

二、文化机制

        所谓文化机制，就是文化创造的途径和方法，它直接左右着文化的内容和特色。难能可贵的是，留美生在这方面也突破了传统，通过组织学会、营造大学学术民主氛围、增强学术交流等与国际相衔接的一些文化活动方式，初步建立了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相对与政权关系疏远的有一定独立性和民主性的“智能型”文化机制。关于学会，一般可分为两种:一为政府主导下的学术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等；一为民间专业学术社团，如数学学会、教育学会等。但无论哪种学会， 本质上讲，都应该以发展学术为中心，尽量剔除政治色彩。学会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孵化器”，也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当中国在1840年艰难地迈入近代之后，新型的学会也应运而生。来华的传教士率先在广州、上海组建了教育会、医学会等，令人耳目一新。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学会始于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了农学会“讲究学问”，研究发展现代农业。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视学会为培养人才、促进变法的工具，在全国组织了30多个学会，但除了少数几个如测量会、算学会从事学术研究外，多数政治色彩浓厚。比较正规意义上的有较大影响的专业学会，还是由留美生建立的，这就是詹天佑于1912 年建立的工程师学会。五四之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留美生利用其学术优势和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大量组建学会，各种类型的专业学会有40多个。

        这些学会，除了没有人文学科之外，几乎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显示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强劲势头。诚然，各个学会在规模、水平和实效上差异很大，但都沿着欧美各国的学会组织方式开展文化活动，客观上推进了现代学会在中国的茁壮成长。各个学会都有明确的宗旨、组织程序，一般采取董事会制度和会长负责制，主要负责人皆民主推选，定期轮换，重大事项通过讨论商定，基本上在一种和谐与相互理解的气氛中开展工作，为那些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学会大都创办有专业学术杂志，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开展学术讨论和评奖活动，有的还设有资料室或小型图书馆，甚至针对某些焦点问题集中攻关，可以讲多数学会的文化活动多姿多彩、生机盎然。以中国科学社为例，从1914年创建，一直坚持到了1960年，有案可查的会员就有近4000人，又根据不同情况分为普通社员、名誉社员、赞助社员、永久社员、特社员、仲社员；有具体负责学术、行政、交际的专门机构。在1949年以前，大体上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民主选举理事、理事会和董事会，更换各级负责人，他们既不搞“终身制”，也不去“一刀切”，基本上根据实际情况，唯才是用，效率第一。这种比较民主和运行良好的组织机制，是其能持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他们坚持发行《科学》（后更名《中国科学》）杂志，为社员提供了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还经常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翻译图书，审定科学名词，举办科学展览，组织科学考察和出国访问，建有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并举办各种评奖活动，如高韦君女士纪念奖、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纪念奖、中国科学社研究奖章等。中国科学社大大促进了近代中国科学理念、科学体制和科学水平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像中国科学社这样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惊人的学会是极少数。不过，从总体上讲，留美生创建的大多数学会都体制新颖，内涵丰富，社会效益显著，既“以团体的力量，推广科学知识”，又“以各种的专门人才，辅助生产事业之改进”。诚如中国科学化协会在1933 年创立时所概括的:这些学会“集合了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人，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由此表明，现代学会具备了提高学术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双重功用。以留美生为中坚力量确立的这种较为民主、自由、实用、高效的学会文化机制，给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块新天地，意义深远。

        在中国大学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过程中，留美生也是主体。早期的留美幼童，像蔡绍基是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曾执掌清华，他们是中国大学崛起的拓荒者；五四以后的留美生，渐成为新兴大学的中坚。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有大学70 多所，留美生担任校长的就有50 多人，且大部分是举足轻重的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东南大学的胡明复，北洋大学的茅以升，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金陵大学的吴贻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杨荫榆等。他们在美国留学多年，有的还专门学教育学，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和教育理论，富有管理才能和献身精神，克服各种困难，立志使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任鸿隽执掌四川大学时就明确提出:“现代化”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四川大学“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原则”。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则把美国式的现代大学视作追求的目标。他们从管理体制、学科设置、教师编制、教学方法、学分制、教材以及招生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在移植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过程中，还充分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特点和具体问题，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化管理层次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中最显著的成效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