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5)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万国公报》在介绍欧美的新知、新学方面用力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制造、铁路、轮舟、邮政、农业、渔业、开矿等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林乐知都加以译介，并配之以图，给晚清的中国民众以一种新鲜感。欧美的一些近代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万国公报》亦刊出了他们的传记。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来说，《万国公报》是功德无量的。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该报也有选择地进行传播，如西方的经济学、货币理论、市场学、对外贸易、管理科学、教育制度、法学、图书馆学、政治学、议会知识等，都有这样那样的介绍和评价。欧洲刚刚兴起的社会党的活动和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作了报导。该报第121期～123期连续介绍了欧洲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 ，并叙述了其基本主张。可以讲，晚清中国人最早是通过《万国公报》了解社会主义的。《万国公报》实际上变成了晚清传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青年，从《万国公报》得到了启迪。康有为当时的一些论著，就吸收了《万国公报》上的不少知识和理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某些文章，亦明显有《万国公报》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也受到了《万国公报》的影响。客观地讲，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作的大量宗教宣传，影响力并不大，倒是其配合宣传宗教而介绍的西方文化打开了晚清中国人的眼界。这种“种瓜”反而“得豆”的反常现象，值得认真思考。
四、“种瓜”何以“得豆”
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或移植宗教文化，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从林乐知来讲，其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指导、具体措施等不能讲不科学，尤其是办学建新式学堂，重点培植新式知识分子，让晚清知识界、官僚层转换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进而广播基督教文化，是非常合乎清末的中国国情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r） 讲得十分深刻：“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对儒家的教育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这实质上是釜底抽薪，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很高明的一种传教手段。但问题还在另一面，被儒家文化所“化”了的文化人或士大夫阶层，并不具备接收基督教文化的良好机制，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现代教育去挽救即将跨掉的儒家传统文化大厦，使其再生。
在世界文化长河中，中华文化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想打破并代替这种文化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哀叹说：“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这段自白真实地表明了中华文化一是体系严密，难以插足；二是缺少宗教热情，对上帝没多大兴趣。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移植基督教，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也有包容的一面，这种包容是在不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有利于其再生与发展的前提下显示的。佛学的大量输入，并没有置换儒学的统治地位，反而逐渐促进了儒学的新生，宋明理学是在吸收了佛学的许多精华后才使儒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呼啸东来，儒学及其赖以维系的封建政权朝不保夕，吸收部分有用的西学，保护中文化的内核，刻不容缓。林乐知等传教士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于是他们所办的中西书院、《万国公报》等最受中华志士仁人的欢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了具体的贯彻。而对于林乐知的传教热情，中国知识界和官场并不太关心。晚清的思想文化界，从主体上讲，是利用传教士传播的科技、教育文化，努力使中华文化再生。于是就出现了与林乐知等传教士事与愿违的“种瓜得豆”的奇特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