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2)

        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学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甚至将“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言论，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 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 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本义相同。值得关注的是，在晚清持林乐知这种观点的传教士并不是个别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曾写过一本在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书叫《自西徂东》，该书用仁、义、礼、智、信之名列为五卷极力阐述中国的“天命”等同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孔子等于西方的耶稣。他认定：“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林乐知和花之安这些论述，不能讲一点道理都没有，儒学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思想，肯定和基督教有相通的地方，但二者的对立则是主要的。林乐知强调一致，主要目的是消除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基督教的思想障碍，为广播基督教开通道路。这一招，不能讲不高明。

        林乐知虽然将耶稣和孔子等同起来，但总认为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十分愚昧、保守、落后，对现代科学文化缺少了解，“对自然的定律和哲学，以及化学、天文学等一窍不通。”为了传教，首先应打破中国知识界的落后状况，让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观念，能够有西方人的现代思维和新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彻底“西化”，让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新大陆”后，基督教文化即可在中国畅行无阻。从这种推理出发，19世纪80年代之后，林乐知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和改变中国知识界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了。他在上海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译书，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办报，传播信息，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在19世纪末的中国，和上海的《申报》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他还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等人组织广学会，出版图书，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在1901年的广学会年会上，林乐知自鸣得意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这时的林乐知也进一步受到美国监理会和美国政府的支持，1906年他回国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亲自接见了他。返回中国后，70岁的林乐知仍踌躇满志，想进一步扩展他的事业，不料他却在1907年5月30日突然于上海去世。综观林乐知在华的活动，不能讲他的传教事业没有发展，但真正有一定影响的还是他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建学堂和办报纸。

　　二、办新式教育

        在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式封建教育制度，兴办美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类学堂方面，林乐知较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更为积极、主动。因为在林乐知看来，办教育是改变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传播以基督教为重要基础的西方文化的最可靠的方法。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他一方面大力抨击中国的科举制度陈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需求，无法承受外交、军事、科技、实业等方面的新的要求，使国家一天天坏下去，如果再“专尚举业，有害无利”，一方面经过多方努力，与在华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韪良等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计划广办西式学堂，并由他主持于1881 年在上海建立了中西书院。

        中西书院分大书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书院设在山昆山桥，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之所以起名中西书院，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 年甲午战争前后的20年间“，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甚高。梁启超曾称全国上下认定“中西并重”为千古难变的“至言”。作为林乐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也一再讲：当今之世“，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二者得兼，并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这种思想肯定会对林乐知有一定的影响。林乐知身受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陶冶，他的“耶稣加孔子”的传教策略虽仅是一种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并重，容易为中国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较直接取名教会学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书院规条》中堂而皇之地写道：“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之举。”“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事实上，因为西学新奇实惠，学生学好了西学往往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挣钱多的工作，所以多数学生对中学没多大兴趣，主要精力都用于学西学上了。因而，所谓“中西并重”，只是好心人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数年后，林乐知自己也承认中西书院的学生“对中国古学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为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社会的导向，往往比学校的教育宗旨更能左右学生的自我选择。中西书院具体日常事务由沈毓桂主持。在课程设置上严格按中西并重的原则，一般是半天中学，半天西学。中学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学书法，熟读《五经》等，并无什么新东西。西学课程则新鲜而具体，八年中分别学习：